邓颖超晚年细述往事：母亲初见周恩来便断言，这个人绝对值得信赖！
1979年春，北京丰泽园里依旧是玉兰吐蕊。已经七十五岁的邓颖超推开窗，说了一句：“这花香，把人一下带回天津的那些早晨。”身旁的年轻同志趁机发问：您第一次把周恩来的照片带回家时，家里是什么反应？老人沉吟片刻，缓缓讲起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场景。
光绪三十年的腊月，邓家迎来一个女婴，她后来被取名“颖超”。父亲邓廷忠当过新军护卫，曾在1885年的宣光城巷战拼刺法军少校，脾气硬朗；然而命运转折来得狠，他因得罪上司被流放伊犁，1912年客死他乡。家道中落，院子里连柴都稀缺，撑起全家的是母亲杨振德。

母亲最初只是天津谦德女校的小学教员。1913年，校长把几本新出版的《天演论》《天问》放到教工室，她拿起就读。隔着煤油灯，她把“科学”与“民主”两个字念给女儿听。那会儿的中国，女子不缠足已属惊世骇俗，更别提让女儿读报、上街演讲。可是杨振德认定，唯有开眼看世界，才有活路。
风声骤起，是1919年的五月。北洋军警压在人群外围，学生高喊“还我青岛”。邓颖超挤在人潮中央，嗓音嘶哑；被警棍击中的瞬间，她想起母亲说过的那句话——“你若相信正义，就别怕疼。”也是在这场风暴里，她第一次与周恩来站到同一面旗帜下。周组织请愿，她负责夜里给伤员涂药，两人忙得连姓名都没来得及问，心里却知道：这是同路人。
几个月后，周恩来被捕。看守所外，瘦高的女青年白天递送换洗衣物，晚上写传单，她就是邓颖超。她把营救情况写进信里，用最朴素的句子告诉远在家乡的母亲：这个青年值得托付。信封里还夹着一张黑白小照——周恩来戴圆框眼镜，目光沉静。杨振德抿嘴看了许久，只吐出五个字：“这人靠得住。”从此，家里再没人提相亲的事。

1924年底，周恩来由法国回国，正值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秘密组建。1925年冬，两人在广州悄悄登记。简陋得很，借用友人寓所，连喜糖都没置办。第二天清晨，黎明的薄雾中，他们就各自奔赴分配的工作。有人笑言，这哪像结婚，倒像换岗。可在那对年轻人眼里，婚姻不过是“共同上阵”的另一份公函。
革命很快就考验了这份誓约。1927年冬，邓颖超在上海难产，孩子没能保住。手术室门口，杨振德守了整夜，额头的汗水和泪水混作一片。“怨也怨过，”她后来对友人说，“可想想，孩子们为的是什么？忍一忍吧。”不久母女化装成商贩离沪赴港，将党内文件缝进棉被底部，途中两度躲过搜查。谁能想到，平日里温声细语的医生和女教师，竟敢把密电码藏在药罐里。

30年代的上海法租界，杨振德的诊所门前总是排着长队。门外是药味，门里却是消息。她为工人处理刀伤、枪伤，也替地下交通员遮掩行踪。夜深人静，她在煤油灯下写病例，顺手往夹层里塞一张小纸条，第二天由“病人”带出法租界。瑞金时期，年近六旬的她仍拎着药箱，跟着红军医院转战。有人劝她：“大后方缺医生，您就留下。”她摇头：“前线更缺，一个也不能少。”
1935年冬，红军长征过贵州，杨振德因伤病留在地方武装，后被军阀截获。“交代你的女儿在哪儿！”狱吏吼道。她抬起被冰水浸透的衣袖，为对方把脉止血，淡淡回一句：“病要顾，命自担。”敌人无可奈何。抗战局势突变，她随大批政治犯获释，辗转昆明、桂林，1939年抵重庆与女儿重聚。次年十一月，积劳成疾，终年六十二岁。

噩耗传来，周恩来正在延安筹划南线工作，发回短电：“母亲之勤慎，史当书之。”邓颖超在病榻旁握着那只早已冰凉的手，一夜未言。第二天，她依旧准时出现在妇救会的会议室，只对身边同志轻声说：“她把最后一针线都缝进了这条路，咱得走下去。”
后来每当有人请她谈家风，她总把话题拉回母亲：“革命不是天生就敢的，是家里那盏灯把我领了出去。”这回应与其说是怀念，不如说是一种告白——许多看似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其实都由普通女性一次次举灯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