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军军长孙良诚和解放军谈判，问了一个问题：“我在北平西直门还有一些房产，投诚了会不会被没收？”

主要信源：（北方网——生死记忆）

1948年11月，国民党军第107军被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紧紧围困在一个叫大王集的地方。

军长孙良诚站在指挥所里，地图上的红蓝箭头标记着他已无路可退的困境。

外面的枪炮声越来越近，士兵脸上写满了惶恐。

他知道，必须做出选择了。

当解放军的谈判代表与他接触时，这个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内战中都几经倒戈的将领，在讨论部队放下武器的具体安排时。

最关心的问题并非麾下官兵的出路，也不是时局大势，而是一个听起来颇为私人甚至琐碎的问题。

他在北平西直门置办下的那些房产，还有经营的一些产业，如果他现在放下武器，这些家当会不会被新政权没收。

他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凭借作战勇猛和一定的江湖手腕，从底层一路攀升，成为冯玉祥麾下“十三太保”式的骨干将领。

这种成长经历让他深谙乱世生存法则，实力至上，有枪便是草头王。

他的人生信条里，忠义和原则的份量，远不如保存实力和现实利益来得重要。

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他毫不犹豫地转投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面对日军的压力和诱惑，他率领部下数万人投靠了汪伪政权，成为了“和平救国军”的高级将领。

在他看来，这或许又是一次“保存实力”、“曲线救国”的权宜之计。

待到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忙于接收沦陷区和准备内战，对这类伪军将领大多采取收编政策，孙良诚于是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中将军长。

他的部队被改编为第107军，但他的出身注定了他无法融入蒋介石的黄埔嫡系核心圈。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他和他的部队被视为“杂牌”，时刻面临被消耗、被排挤的境地。

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对西北军旧部极不放心，即便他们联名表忠，暗地里的监视也从未停止。

这种不被信任的处境，加剧了孙良诚的投机心态。

当华东野战军大军压境，将他孤立在睢宁，双沟一带时。

孙良诚首先想到如何保全他多年积累的财富。

他最初确实与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有所接触，表示过起义意向。

但当国民党方面命令他率部向徐州靠拢，并许以补充和番号时，他立刻改变了主意，率军西逃，企图与徐州主力会合。

直至被解放军坚决阻击并彻底包围于大王集，起义的时机已然错过。

在兵临城下、突围无望的绝境中，他所谓的“战场起义”已无人相信，谈判的底牌只剩下“投诚”或“被歼”。

就是在讨论无条件投降的具体条款时，他提出了关于房产和产业的疑问。

这个细节被时任华东野战军二级队五师政委的方中铎记录了下来，也成为后人审视孙良诚其人的一个经典注脚。

他并非不明白大势已去，但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对私有财产的执着，似乎压倒了对前途命运的其他考量。

在得到对方关于个人财产将受保护的明确保证后，孙良诚签署了投降书，其部队被和平改编。

他的投机之路并未就此结束。

投降后，为争取立功表现，他主动提出可以利用旧关系，去策反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

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派遣包括长期在敌军内部从事秘密工作。

曾对孙良诚有过帮助的周镐同志在内的几名人员，随他一同前往敌占区进行策反。

可悲的是，孙良诚此行的目的并不单纯。

甫一进入国民党控制区，他便再次倒戈，将周镐等人的身份和盘托出，以此作为向蒋介石“戴罪立功”的献礼。

周镐、谢庆云、王清瀚等同志随即被捕，并在南京英勇就义。

孙良诚满心以为这次出卖能换来旧主的重新接纳，但他反复无常的行径早已令蒋介石鄙夷不屑。

蒋介石将其扣押一段时间后便弃之如敝履，并未给予任何实际职务。

孙良诚的这次投机，不仅葬送了忠诚于信仰的同志的生命，也彻底断送了自己在双方阵营中的信誉，落得个里外不是人的下场。

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孙良诚未被带去台湾。

他选择隐匿于上海，原因依旧与“财”字相关——他需要时间处理变卖其在沪购置的大量房地产和资产。

他被曾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不幸牺牲的周镐烈士的遗孀在街头认出。

这位坚韧的女性牢记丈夫被害的仇恨，向新政权有关部门举报。

孙良诚随即被捕。

经过审查，其历史问题复杂，既有抗战时期的汉奸行为，又有内战中的罪行，加上投降后的出卖行为，最终被依法关押。

据史料记载，1951年，孙良诚在关押中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