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久，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常便衣轻行，到街头巷尾了解民生。一天中午，他带着警卫员走进市区一家普通面馆，点了两碗阳春面，想借机看看市面情况。店里客人不多，陈设简单，是上海随处可见的平价小馆。
 
而陈毅刚坐下没多久，一位衣着朴素、脚上沾着泥土的老农就推门进来了。老农看起来走了很远的路，神情疲惫，进店后找了个角落坐下，开口也点了一碗阳春面，声音不大，带着拘谨。他从布兜里摸出零钱，仔细数了一遍，放在桌上，安静等着端面。
 
很快，服务员先把陈毅的阳春面端了上来。碗大、面足、汤头清亮，上面还撒了不少葱花，分量很实在。陈毅没多想，低头吃了起来。没过几分钟，老农的面也端了过来，陈毅无意间抬眼一瞥，发现不对劲。
 
而老农那碗面，碗小一圈，面量明显少了近一半，汤也少，葱花更是零星几点。两人点的都是阳春面，价格一样，分量和品相却差得明显。陈毅心里起了疑，没动声色，继续观察服务员的举动。
 
这时，他听见服务员在跟后厨吆喝，喊的暗语很特别：“一十，两碗阳春面”。刚才老农点面时，服务员喊的是“十一，一碗阳春面”。陈毅没听过这种叫法，越想越觉得奇怪，脸色慢慢沉了下来。
 
等服务员再走近时，陈毅放下筷子，叫住了他，直接问：“你刚才喊的‘一十’和‘十一’，是什么意思？”服务员起初支支吾吾，不肯直说，被陈毅追问几遍，又看到他神色严肃，才小声吐露了实情。
 
原来，“一十”合起来是“干”字，指干部、当官的；“十一”合起来是“土”字，指土里刨食的农民、老百姓。店里有不成文的规矩：干部来吃面，要多给面、多给料，碗大量足；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就少给面、少给料，分量缩水，价格却分文不少。
 
听完解释，陈毅当即勃然大怒，猛地一拍桌子，碗碟都震得响了一声。他站起身，脸色铁青，冲着服务员厉声喊道：“去把你们老板叫过来！立刻！”店里的客人都被这动静惊动，纷纷看了过来，老农也吓得站起身，手足无措。
 
老板听到吵闹声，赶紧从后厨跑出来，一看陈毅的穿着和气度，就知道不是普通人，心里顿时发慌。他满脸堆笑，连连鞠躬，问陈毅有什么吩咐。陈毅压着怒火，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质问他：“同样是顾客，同样的价钱，为什么要分三六九等？为什么干部的面就多，农民的面就少？”
 
而老板被问得哑口无言，额头上直冒冷汗，只能一个劲道歉，说这是旧上海留下的坏习气，店里一直这么做，没觉得有什么不对。陈毅语气严厉地批评道：“上海解放了，天已经变了！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干部和老百姓都是平等的。你们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做法，是旧社会的恶习，是欺负老百姓，绝对不能再继续！”
 
他接着说：“我们打仗、解放上海，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受欺负。你们开面馆做生意，要凭良心，对所有顾客一视同仁，童叟无欺。今天这事，必须整改，要是再敢这样，就别开店了！”老板连连点头，不敢反驳，当场保证立刻改掉这个规矩，以后不管是谁来吃面，分量、待遇都一模一样。
 
说完，陈毅转头看向一旁的老农，语气缓和下来，温和地对他说：“老乡，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他让老板重新给老农端了一碗分量足、料齐全的阳春面，又把老农的面钱一起付了。老农又感动又愧疚，连连向陈毅道谢，眼眶都红了。
 
说到底，这件事很快在上海街头传开，老百姓都知道了陈老总为农民出头、批评“看人下菜”恶习的事。陈毅用这件小事，给上海的商家和百姓上了一课：新社会，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为人民服务，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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