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王建安将军身形高大，面色赤红，年过古稀后白发如雪，眉眼英挺、气度不凡。他一辈子生活俭朴、为官清正廉洁，在部队官兵和群众之中，有“王青天”的美誉。

王建安将军与许世友将军同为红四方面军出身将领，二人是并肩作战的生死之交。早年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两人曾产生过些许隔阂嫌隙。解放战争解放济南战役时，中央军委任命许世友为山东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担任副司令员。当时有人顾虑：“两雄难并立，二人共事恐有矛盾。”毛泽东同志当即表态：“孤掌难鸣，二人搭配才能成事，就这么定了！”最终，许世友与王建安二人不计前嫌、同心协力、密切配合，共同指挥济南战役大获全胜。

王建安将军下部队调研从不提前下发通知、不打招呼，习惯在饭前半小时直接直奔基层营区。下车之后第一时间就前往连队食堂，和基层战士们同桌吃饭、一同就餐，亲身感受连队伙食，体察官兵日常甘苦。

1979年11月，王建安将军赴江西南昌某部开展调查研究。本职工作全部结束后，秘书提议顺路前往井冈山参观游览，将军听闻地方相关部门要专门从南昌调配专车接送，当即下令取消上井冈山的行程计划。坦言：“上井冈山并非工作刚需，咱们不能白白浪费几百公里路程的汽油。”彼时，将军正担任中央军委顾问一职。

王建安将军下部队常年随身携带针线包，衣服磨破、纽扣掉落，从不麻烦他人，都是自己戴上老花镜，亲自飞针走线缝补衣物，手法娴熟、一丝不苟。

王建安将军一生最痛恨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凡事必定亲自实地走访、躬身察看实情。“文革”期间，将军前往样板戏《龙江颂》原型地调研，发现实际情况和对外宣传材料出入极大，便如实按照真实情况向上级汇报。将军也因此被扣上“反对革命样板戏”的大帽子，遭受多次批判打压。

山西大寨曾是全国农业生产模范典型。将军到大寨参观考察时，不按官方指定路线行走，不听提前安排的经验介绍，而是自己走上田间地头、深入农户家中，和当地农民单独交谈、了解真实情况。考察结束后，他撰写详细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如实反映：大寨农户家中并无多余存粮，农田劳作基本依靠人工手工耕种。这份调查报告随后被转发至中央政治局，供领导班子学习参考。

王建安将军前往“硬骨头六连”参观学习，看到连队猪圈里生猪满满当当，便主动和饲养员闲聊问话：“连队一个月能杀几头猪改善伙食？”饲养员如实回答：“有时候一头猪也不杀。”将军追问缘由，饲养员坦言：“杀了猪猪圈就空了，外人来参观不好看。”随后将军又走进战士宿舍，看到战士们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伸手一摸，被子内里潮湿发黏。将军随即问道：“为什么不把被子拿出去晒太阳？”战士回答：“晒过太阳的被子会蓬松鼓起来，不好叠成标准样式。”当时全军正大力开展学习“硬骨头六连”的专项活动，将军却如实上书中央军委，直言连队“只树起了一面政治红旗，全靠形式撑门面”，并严肃指出：“搞这种自己人糊弄自己人的把戏，和平年代尚可蒙混过关，打起仗来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文革”时期物资极度紧缺，各类生活物品全都按计划定量供应。某年春节前夕，工作人员借着将军的名义，到地方商业部门免票采购了十斤食用油。将军得知此事后，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补交议价油款，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还有一次，将军视察地方收音机厂，回到住处后发现桌上摆放着两台新收音机。问清来路是工厂赠送后，将军当即责令工厂厂长亲自上门取回收音机，还特意送上一份廉洁自律《准则》，提醒干部严守纪律、不搞特殊。

王建安将军育有四个儿子，全都在外地基层岗位工作。身边亲友多次劝说将军，利用职务便利把子女调回北京工作，都被将军断然拒绝。某次，将军夫人得知按政策规定，可调一名子女到身边就近工作，便试探着和将军商量：“我们年纪都大了，身体也不好，要不要调一个孩子回京，也好身边有人照应。”将军当即严肃回绝：“子女不是个人私有财产。只要我还活着在岗，你们一个孩子都别想调回北京！”

1969年，王建安将军调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刚到福建任职，下部队视察时发现，基层部队哨兵常年在烈日下站岗执勤，没有任何遮阳遮挡设施，个个汗流浃背、酷暑难耐。将军见状当即下达指示，所有执勤哨兵站岗均可佩戴草帽遮阳。也正因这件事，官兵们都亲切称将军为“草帽司令”。

1977年进京工作后，王建安将军始终居住在老旧单元楼房中，卧室里不铺地毯、不放沙发，陈设极简，仅有一桌、一椅、一床而已。床铺是长条木板拼接而成的硬板床，只用两条长木凳简单支撑。

王建安将军在电视上看到外国国家元首去世后的盛大送葬场面，便对家人说道：“活着为官清廉，死后大办丧事追求哀荣，本质上也是一种浪费。我去世之后，不进八宝山公墓，不举办追悼仪式，骨灰直接撒回老家农田肥地即可。”将军逝世后，家人严格遵照其生前遗愿办理后事，高级干部丧事一切从简、不铺张浪费的风气，也自此开端推行。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将军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