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陈锡联的儿子不幸遇难，中央专程派员慰问，陈锡联的回复令慰问者敬上军礼！
1982年4月二十六日清晨，首都机场的跑道还带着夜雨的湿气。编号B-167的三叉戟客机缓缓滑向起飞线，这是空军临时支援民航的一趟调机飞行。机舱里，空军飞行大队长陈再文同两名战友完成最后一次仪表检查，谁也没有想到，这趟平常的任务竟是诀别。
不到半小时，雷达屏幕上的光点猝然消失，无线电呼叫亦无回音。失联通报飞向各部门，空军值班席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立即通知陈司令！”消息被层层转递，北京西郊那处院子的电话铃在清晨六点响起。
院中，67岁的陈锡联剪着枯枝。退下北京军区司令员岗位的他，依旧保持军中作息。放下剪刀，他听完整段报告，只问一句：“确认没有生还？”得到肯定答案，他沉默片刻，随即吩咐：“封存现场，查明原因。”语气低沉，却不含一丝颤抖。

当日下午，中央慰问组带着唁电赶来。组长念到“深切哀悼”时，陈锡联抬手制止：“飞行员就得有牺牲准备，他是我儿子，更是国家的兵。人走了，事故原因必须查清，你们转告中央：不要为我担心。”话落，他举臂，端正无比，一记军礼回敬。年近古稀的身躯挺得笔直，来访者回礼时，房间里只听见肩章碰撞的轻响。
那种凛然，熟悉的人并不陌生。早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垂死挣扎，首都气氛紧绷。午夜，紧急电话打到他的指挥部，要求军队迅速布防。陈锡联沉声表态：“军队听党的。”七个字，斩断杂音，保住了京城的枪杆子，也让组织再一次确认了他的立场。

把镜头推回到更遥远的年代。一九三七年秋，山西祁县阳明堡的夜色中，22岁的他带着营部队突袭日军机场，炸毁二十四架敌机。那是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后又一次摧破日军空中优势。蒋介石当即下令嘉奖，赏银两万大洋。他只留下一枚，其余分给连队，理由简单：“兵才是立功的人。”
抗战、解放战争、直至抗美援朝，陈锡联总在最前线；与陈赓、陈再道并肩而战时，被称作“中野三陈”。一九七三年，毛主席点名让他掌舵北京军区，理由也很简单：信得过。多年后，叶剑英回忆，首都在最动荡的夜晚能稳住，不只是靠命令，更靠这些老兵的默契——枪口永远朝外，不朝党。

这样的信条，同样写进了他的家训。三个儿子，清一色从列兵干起。大儿子陈再强自哈军工毕业，却被父亲塞进基层野战部队，背着行囊下连队，枕着步枪熬过风雪，直到退役已是大校；小儿子陈再方十六岁入伍，从通讯排爬到总装备部办公室，二〇一一年佩上中将肩章。家里从没人拿过父亲的级别说事。
陈再文的选择最让人唏嘘。那年，空军正大规模更新机队，急缺能在复杂气象中执行任务的尖子飞行员。他放弃了待遇优渥的民航邀约，递上请战书：“国家需要我在空中。”十年里，他积攒两千多小时飞行纪录，被机务兵称作“金手指”。然而，一次微小的铆钉裂纹毁掉了一切，座机在河北遵化山间解体，火光映红半边天。
葬礼那天细雨连绵，战友们抬着覆盖国旗的棺椁走过机场跑道。追悼词读到一半，陈锡联忽然俯身，双手抚棺，随后立正敬礼。有人上前搀扶，被他轻轻推开。“活着是兵，走了也是兵。”他把那枚留存四十五年的银元轻放进棺头，“带着它，一路向前。”

一年后，他向中央递交辞呈，申请卸下所有职务，只保留普通离休待遇，理由是“让年轻指挥员摸到第一线的脉搏”。批示很快批下，语气同样简洁：“同意。”外界议论纷纷，当事人却闭口不谈，埋头整理战友回忆录。有人去看望他，他只笑笑：“身先士卒的时代过去了，现在靠的是制度、是接力。”
岁月把硝烟散尽，也让伤痕结痂。陈家院落里，梅树依旧四季有花，老将常会轻抚枝干，细声念叨：“风再大，根扎得稳，就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