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下令抓捕罗克绍，他竟试图假死脱身，最终却被机警的公安人员揭穿真相！
1950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湘东茶陵的山路上浮起薄雾，县公安局的三名干警悄悄穿过竹林。领头的老张低声嘀咕：“这回可得见真章了。”同行的年轻战士只知道，他们此行是为抓一名名叫罗克绍的“老狐子”。
罗克绍当时已经五十七岁。这位客家地主出身的团防局头目，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在井冈山与红军短兵相接。1928年正月，他指挥“挨户团”血洗尧水，尹子斌等十八名苏维埃干部倒在枪口下，周围村落也被焚毁。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罕见地提到“必须根绝此辈”，罗克绍的名字由此被牢牢记在中央的黑名单里。

时间回拨到1927年12月，毛泽东率部突围，一路南折企图与湘南暴动的队伍会合。罗克绍当时在茶陵、炎陵一带设卡盘查，商贾过往必须缴“买路银”。红军只余二十余人，正面硬闯无异送死。毛泽东决定弃官道走水路，用树皮覆盖竹排，战士们半身入水，借夜色与急流绕过封锁。枪声划破山谷，黎玉教组织火力牵制，部队终于脱险。此后不久，陈浩叛逃事件被及时挫败，与罗克绍关系密切的补给线被切断，却仍未能将其擒获。
抗战爆发后，罗氏武装逐渐转入地下，并在乡绅与日伪间左右摇摆。1949年，解放大势已定，他忽然宣布“散伙”，并捐出枪支，甚至把宅院的一半变成乡村学校，自己挂了个“临时校长”头衔。表面看去，他像极了一个顺应时势的老绅士。由于当地干部力量薄弱，一些新来干部对这位“罗校长”还颇有好感。
然而中央并未忘记。1950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湖南工作组时再次提到尧水惨案，明确表态：“有的人别想混过去。”随后，湖南省公安厅接到特批逮捕证。罗克绍听风声不对，转身策划一出“人间蒸发”。

10月22日晚，他突然宣称旧病复发，躺在床上呻吟。翌日清晨，放出“罗某病故”消息，村口张贴白纸讣告。下午两点，一口薄木棺匆匆下葬，少有人敢靠近。消息传到县城，执行抓捕的行动队只得暂缓。可老张却皱眉：“死得太急了，棺材钉得也太松。”
夜色中，干警悄悄掘坟。棺盖撬开，底下空空如也，只压着几块石头和一件破棉袍。证实了怀疑，队伍立刻分两路：一路蹲守罗家祠堂，一路沿山搜洞。两日后，在凤凰山的一处荒僻岩穴，罗克绍被发现。他衣衫褴褛，手里拽着半块干粮，看见黑洞口闪过手电光，哑声吼道：“我认栽！”

被押回途中，他数次辩称“早已悔罪”，甚至回忆当年“也是受人逼迫”。然而卷宗里，一页页血腥细节铁证如山：尧水十八口，横尸禾田；茶陵白沙岭三十七名妇孺，被迫跳崖。听众席上，幸存老乡忍不住失声痛哭。1951年2月10日，长沙识字岭刑场传来清脆枪声，尘封二十余年的旧账终于结清。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追缉行动揭开了一个难题：新中国初期，对于隐身乡间的旧势力如何识别、如何甄别真投诚与假顺从，并非简单执法即可解决。罗克绍能在兵荒马乱中三易身份，靠的不只是枪杆子，还仰赖复杂的宗族网络与客家乡情；正是这种“软保护”拖延了他的最终归案。

再看井冈山时期的经验，毛泽东之所以一直对地方团防局抱有强烈警惕，也正因为他们扎根乡土，能随时变换面目。新政权必须用法律而非私怨去处理历史罪行，却也需要明白：只有彻底厘清旧恶，才能为基层社会新秩序清道。
罗克绍的结局，是一段动荡时代的注脚。尧水的冷枪声、茶陵的竹排夜渡、识字岭的最后倒地，这条线连接起十余年的血火纷争，也映照出一个社会在巨变中对正义的坚持。对曾经的受害者而言，这并非痛快的复仇，而是一份迟来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