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即便不能够判刑，也要高额罚款，进行严惩！
 
2024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围绕长期牵动公众神经的“扶不扶”问题，提出了一条备受关注的建议。
 
若好心人搀扶摔倒老人后被要求承担高额赔偿，而老人又拿不出有效证据证明自己是被撞倒，就应当依法追究恶意索赔责任；情节符合条件的，可按敲诈勒索起诉，达不到刑事标准的，也应通过高额罚款提高违法代价。
 
这一观点迅速引发热议，因为公众真正期待的，并不是让人们停止行善，而是让善意不再被讹诈反噬。
 
“扶不扶”之所以成为社会难题，根源在于善意救助曾多次被推入自证清白的困境。现实中，一些人伸手扶起摔倒者，却被诬称为肇事者，被索要数万甚至数十万元赔偿。
 
在没有监控和目击证人的场合，助人者往往处于被动位置，既要承受经济压力，也要耗费时间和精力解释真相。更糟的是，部分调解习惯用“各退一步”的方式息事宁人，结果让讹诈行为成本极低，让好心人寒心，也让旁观者逐渐学会绕道而行。
 
李玫瑾的建议并非单纯情绪表达，而是有明确的法理基础。2020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已将虚构受害事实、借要挟方式索取财物的行为纳入敲诈勒索惩处范围。
 
恶意讹诈搀扶者，本质上是虚构“被撞倒”的事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索要钱财，与碰瓷行为具有相同性质。我国民法典也早已设立“好人条款”，明确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为善意救助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
 
如今，公共监控、行车记录仪和手机拍摄设备越来越普及，事实还原能力明显增强，过去那种单靠口头指控制造纠纷的空间正在缩小。多地执法实践也开始释放明确信号。
 
江西抚州17岁少年扶起摔倒老人后反被诬陷殴打，警方通过监控查清真相，对老人处以行政拘留9日并罚款200元；湖南、山东等地类似事件中，相关部门也不再简单“和稀泥”，而是依法维护助人者权益。
 
有的地区还探索将恶意讹诈纳入信用约束，让失信者为行为付出长期代价。
 
公众支持这一建议，背后是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期待。很多人并非没有同情心，而是害怕善意变成风险，害怕救人之后背上赔偿、诉讼和舆论压力。严惩恶意讹诈，并不是把老年群体放在对立面，而是清理破坏信任的害群之马。
 
只有让索赔者承担举证责任，让救助者不必无休止自证清白，让恶意者受到法律惩戒，真正摔倒且需要帮助的老人，才更可能得到及时援手。
 
当然，社会信任不能只靠罚款修复，诚信教育、家庭引导、学校教育和公共文化建设同样重要。但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底线稳住以后，善意才有生长空间。
 
李玫瑾建议引发共鸣，正是因为这条建议回应了一个简单却沉重的问题：当一个人愿意伸手扶起别人时，社会是否也愿意伸手保护这个人。只有法律与道德共同发力，善良才不会被消耗，互助才不会成为冒险，每一次扶起都能被公平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