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治中的女婿第120军军长周嘉彬，既不抵抗，也不起义，而是直接下令就地解散部队，悄悄放走大牢里的政治犯，随后只带了一本《曾国藩家书》，默默出走香港。

可能很多人对周嘉彬不太熟悉，但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他可不是个普通的将领，早年考入黄埔军校，还曾去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深造五年，学过最先进的军事理论，打过淞沪会战，一身军事本领，只是生不逢时，赶上了国民党政权崩塌的年代。

周嘉彬担任120军军长的时候，这支部队才刚组建没多久，是1949年4月由甘肃的保安团和一批新兵合编而成的，主要在陇南一带训练，还负责过兰州的警备任务，后来在兰州战役中，负责黄河北岸的河防，可没怎么打就溃不成军了。

兰州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在西北的主力基本被消灭，马步芳的部队垮了，胡宗南的部队也在节节撤退，整个西北战场彻底乱了套，周嘉彬的120军残部逃到了酒泉，士兵们人心惶惶，要么想着逃跑，要么想着投降，还有的在观望，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当时，身边的很多国民党将领都有了自己的归宿，有的选择负隅顽抗，最后落得个兵败身亡的下场；有的偷偷联系解放军，通电起义，保住了自己和手下的士兵；还有的收拾好金银细软，跟着国民党残余势力逃往台湾，寻求庇护。

可周嘉彬却一条路都没选，他既没有下令让手下的士兵拿起武器抵抗，也没有主动联系解放军起义投诚，他心里清楚，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再抵抗下去，只会让更多的士兵白白送命，而起义投诚，他又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毕竟他是黄埔出身，一生都在国军效力。

思来想去，周嘉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召集了120军剩下的军官，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有多余的客套，也没有任何犹豫。

他直接下令，让120军就地解散，所有士兵都可以放下武器，各自回家，他还给每个士兵发了一点路费，叮嘱他们不要再参与任何战争，好好回家和家人团聚，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这个命令一出，在场的军官们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周嘉彬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毕竟在那个年代，将领放弃部队、就地解散，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但没人反驳，因为他们也清楚，这或许是当时最好的结局。

士兵们听到这个消息，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有的收拾好东西，连夜就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们大多是被抓来的壮丁，本来就不想打仗，能活着回家，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幸运。

处理完部队的事情，周嘉彬没有立刻离开，他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当时120军的大牢里，还关押着17名犯人，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和主张和平的进步人士，这些人一直被关押着，受尽了折磨。

周嘉彬本来就不认同国民党迫害进步人士的做法，再加上当时局势混乱，他知道，如果这些政治犯继续被关押在这里，要么会被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杀害，要么会在战乱中惨死，所以他决定悄悄把这些人放走。

他没有声张，趁着夜色，悄悄来到大牢，下令打开牢门，亲自告诉这些人，现在局势混乱，他已经下令解散部队，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不要再被国民党的人抓到。

这些人被关了很久，突然被放走，一时之间还不敢相信，直到看到周嘉彬真诚的眼神，才反应过来，纷纷向他道谢，然后匆匆离开了大牢，朝着解放军的方向赶去，他们知道，只有那里才能给他们真正的安全。

事后，周嘉彬彻底放下了心中的包袱，他没有带家眷，也没有带金银珠宝，甚至没有带任何值钱的东西，只从自己的行李里，拿出了一本线装的《曾国藩家书》，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

这本《曾国藩家书》可不普通，是他的岳父张治中亲手批注过的，陪伴他走过了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也是他的精神寄托，曾国藩修身、齐家、避世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他，在这个乱世里，这本书更是他心中唯一的慰藉。

做好这一切后，周嘉彬悄悄离开了酒泉，他没有走大路，也没有联系任何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一路小心翼翼，避开了战火和巡逻的士兵，辗转来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被蒋介石召见，蒋介石问他部队的情况，问他张治中的消息，可周嘉彬只是淡淡地回答，半年没有和张治中联系，部队也需要休整，气得蒋介石当场拍了桌子，好在有老上级俞济时解围，他才得以脱身。

脱身之后，周嘉彬没有停留，他借故要去成都看望家眷，悄悄离开了重庆，然后经三亚辗转，终于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当时的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相对比较安全，远离了大陆的战火和政治纷争，是他当时最好的避难所。

飞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南方潮热的风扑面而来，周嘉彬走出机场，看到了早已在那里等候的妻子张素我，那一刻，他紧绷了很久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

后来，周嘉彬带着家人回到了大陆，经过学习改造，被安排在水电部担任参事，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直到1976年在北京病逝，结束了他传奇而又特殊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