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辜鸿铭出席宴会，身边正好坐着一名美国女人，她见辜鸿铭样貌古怪，露出鄙夷。上菜时，故意用英语说了一句："喜欢这汤吗？"辜鸿铭只是朝她微笑，并未回答，对方以为辜鸿铭听不懂英语，鄙夷之势更盛。

半小时后，主持人请辜鸿铭致辞。这个穿长袍马褂、脑后晃着枯辩子的老头缓步走上台，开口的瞬间，满场说话声戛然而止——那是带着十九世纪爱丁堡腔调的纯正英语，从弥尔顿的诗讲到康德的哲学，在座的英美外交官大多低下了头。致辞结束，辜鸿铭特意绕到那名美国女士旁边，低声问了句："Likey speech？"

这不过是辜鸿铭一生中普通的一个场面。在那个西方人惯用傲慢打量中国的年代，辜鸿铭的底气，是用几十年一件一件事情垒起来的，宴会上的机智不过是冰山一角。

1893年，辜鸿铭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中任洋文案，协助处理涉外文书。彼时，张之洞正着手筹建一所新式学堂，目的是替大清培养能跟洋人打交道的本国人才。

草拟这份上奏光绪皇帝折子的，正是辜鸿铭。光绪十九年十月，《设立自强学堂片》经御览获准，自强学堂在武昌正式创立，此即今日武汉大学的前身。

自强学堂成立后，辜鸿铭留任方言教习，专授英文。一个用了十几年爱丁堡口音说话的南洋人，用一纸文言奏章推动了清廷近代高等教育的一步。

这段时间，辜鸿铭还做了另一件事：把儒家经典陆续译成英文。辜鸿铭不是随便翻译，而是要让那些读惯了莎士比亚、康德的西方人，用自己的语言去理解孔子在说什么。这股执念，很快就在一场正面交锋里派上了用场。

甲午战争以清廷惨败告终。1895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访，在武昌见到张之洞。辜鸿铭随侍左右，送给伊藤博文一本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

伊藤接过书，皮笑肉不笑地问道："听说你精通西学，难道还看不出来，孔子那套东西，放在当下这个世道，早就过时了？"

这个问题，问得相当有分量。甲午一战，割地赔款，天下许多人正拿这场惨败来证明儒家文明已不中用。辜鸿铭心里清楚伊藤博文的意思，却并不急着辩解，想了想，说："孔子讲的道理，跟数学里的加减乘除一样。三三得九，千年前是这个答案，千年后还是这个答案，朝代换了，算法不会变。"伊藤博文一时没有话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论语》里辜鸿铭最熟悉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真正在用的那把尺。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东南各省督抚以互保应对危局，辜鸿铭在这个紧要关头再度出场。辜鸿铭以英文写就《尊王篇》，直接向西方各国申明中华礼教立国之根本，此文在列强间有所流传，令部分外方官员不得不重新审量这个他们以为快要不行的帝国。

拳乱平息后，围绕《辛丑条约》细节的交涉仍未停止。1902年，辜鸿铭受命赴沪，与各国驻沪领事谈判黄浦江疏浚事宜，将列强原本意图独自把持的主权，历时近三年折冲，改为中外合办。张之洞去后，继任两江总督周馥视此为中外交涉中难得的成果，委派辜鸿铭出任黄浦浚治局中方首任总办。

那场宴会上，辜鸿铭能用那句"Likey speech"让全场安静，靠的不是临场的小聪明，而是他在幕府草奏、在驿站舌战、在谈判桌上三年周旋磨出来的真本事。那名美国女士那晚之后，大概再没有用那种蹩脚的语气对別人问过"Likey s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