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军上将钱大钧，黑着脸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众特务的面，一枪打死了副站长：“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那年夏天，武汉的天气热得像个蒸笼，长江边的战事打得正酣，日军的飞机天天在头顶盘旋轰炸，可军统湖北站的院子里，却比前线还要压抑几分。

一天下午，一阵沉重又急促的皮靴声，打破了站里的宁静，闻声出来的特务们，一抬头就吓傻了眼。

来人穿着笔挺的将官制服，肩章上的三颗金星亮得晃眼，不是别人，正是国军陆军上将、当时的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

钱大钧的脸黑得像锅底，眉头拧成一团，浑身都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怒火，站里的特务们都认得这位大人物，毕竟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黄埔军校的老教官。

钱大钧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没理会任何人的招呼，径直朝着二楼走去，他要找的，是军统湖北站的副站长杨若琛。

钱大钧走到办公室门口，没敲门，也没喊人，一把就推开了房门，“哐当”一声，门板撞在墙上，发出刺耳的声响。

杨若琛吓了一跳，猛地抬头，看清来人是钱大钧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手里的笔“啪嗒”掉在桌上，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他心里清楚，钱大钧这时候找上门，绝对没好事，毕竟这阵子，他可是背地里给重庆发了不少告钱大钧黑状的密报。

钱大钧依旧没说话，眼神冰冷地盯着杨若琛，那眼神里的怒火，像是要把人烧穿，他缓缓抬起手，从腰间拔出了手枪，枪口稳稳地对准了杨若琛的胸口。

站在办公室门口围观的特务们，吓得浑身发抖，有人想动，却被钱大钧身后的随从一眼瞪了回去。

杨若琛吓得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嘴里不停求饶：“钱将军，有话好好说，误会，都是误会啊！”

钱大钧根本没理他的求饶，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子弹瞬间击穿了杨若琛的胸口，鲜血一下子喷了出来，溅得桌上的密报和纸张到处都是。

杨若琛闷哼一声，身子一歪，直直地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没了动静，眼睛瞪得大大的，显然是到死都不敢相信，钱大钧真的敢在军统的地盘上，当着这么多特务的面开枪杀他。

枪声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回荡，震得所有人耳朵发麻，整个军统湖北站，死一般的寂静。

钱大钧收起手枪，用手帕擦了擦手上的灰尘，然后缓缓转过身，目光扫过门口的每一个特务，眼神里的威慑力，让所有特务都低下了头，不敢与他对视。

紧接着，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字字铿锵，带着不容置疑的狠劲：“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这句话，像一颗炸雷，在特务们的心里炸开，没人敢反驳，也没人敢多问。

其实钱大钧会走到这一步，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气，早就忍无可忍了。

那一年，武汉会战打得正激烈，日军海陆空三面夹击，钱大钧身为航空委员会主任，手里握着的空军力量本来就薄弱，还要应对日军的轮番轰炸，每天忙得焦头烂额，压力大到整夜睡不着觉。

他一边要指挥空军抗击日军，一边要协调物资补给，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可就在这种关键时候，杨若琛却在背后捅他刀子。

杨若琛是军统副局长戴笠的心腹，早就被戴笠安排好了，专门盯着钱大钧的一举一动，只要抓住一点把柄，就往重庆发密报。

一开始，杨若琛只是告钱大钧“贻误战机”，说他指挥空军不当，后来越来越过分，甚至编造谎言，说钱大钧利用职权，倒卖空军专用的汽油，还扣上了“通敌”的帽子。杨若琛的这些指控，每一条都想置钱大钧于死地。

更让钱大钧憋屈的是，他本来就因为西安事变的事，被蒋介石埋下了疑心的种子。

两年前，西安事变爆发，钱大钧作为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兼侍卫长，为了保护蒋介石，身中流弹，差点丢了性命，按理说，他是有功之臣，可事变后，有人举报他，说他事变前调走了蒋介石的专用火车，蒋介石本来就生性多疑，从那以后，就对他没了以前的信任。

杨若琛就是抓住了这一点，才敢肆无忌惮地告黑状，他以为，只要把钱大钧扳倒，自己就能立下大功，步步高升，可他没想到，钱大钧忍无可忍，竟然会亲自上门，痛下杀手。

钱大钧杀了杨若琛，其实也是做给戴笠看的，戴笠的军统势力越来越大，手伸得越来越长，连他这样的上将都敢盯，这一枪，既是发泄怒火，也是给戴笠一个警告。

事情很快就传到了重庆，戴笠得知自己的心腹被钱大钧当众枪杀，气得暴跳如雷，当即就向蒋介石请命，要求严惩钱大钧，杀人偿命。

可蒋介石的处理方式，却让人出乎意料，他没有严惩钱大钧，只是下令让他“停职反省”一个月，之后就恢复了他的职务，继续指挥空军作战。

其实蒋介石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钱大钧的委屈，也知道戴笠的军统势力太大，已经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钱大钧这一枪，刚好帮他敲打了戴笠，平衡了各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