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判刑，那就高额罚款！李玫瑾教授建议为善意撑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人不是我撞的，凭什么让我赔钱？”一句话，把一个普通人的无奈和委屈说到了极点。这样的场景，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也正因为如此，李玫瑾教授的话才会迅速引发热议。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戳中了全社会的痛点。这些年，扶老人被讹的新闻不断刺痛人心，从南京彭宇案到天津许云鹤案，再到福建莆田初中生扶老人被索赔22万，每一次都让公众的善意备受考验 。

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时候讹诈者拿不出任何证据，却敢张口就要几万、几十万，甚至用“不赔钱就告你”“追究刑责”来威胁救助者，逼得好人自证清白、四处奔波，精神恍惚到崩溃 。

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讹诈成本太低，而救助者维权成本太高。没有证据还敢漫天要价，就是算准了大多数人怕麻烦、怕打官司，宁愿花钱消灾；就算被揭穿，也很少有实质性惩罚，最多就是道歉撤诉，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

长此以往，形成了“讹到血赚，败诉不亏”的恶性循环，让越来越多人在老人摔倒时选择绕行，生怕惹祸上身。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恰恰是要打破这个循环。她强调的“敲诈勒索”起诉，不是要激化矛盾，而是要让法律为善意兜底。

按照《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罪需要满足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威胁要挟行为、数额较大或多次实施这几个条件 。

很多讹诈行为，明明符合这些要件——明知没证据还索要天价赔偿，用起诉、曝光等手段施压，目的就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完全可以按此追责。

“不够判刑，那就高额罚款”的补充，更是考虑到现实情况的灵活处理。有些讹诈数额可能没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或者情节较轻，达不到判刑程度，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不了了之。

高额罚款能让讹诈者付出经济代价，同时还要承担因诬告产生的误工、交通、精神损失等费用，让他们明白讹人不仅没好处，还会亏得更多。这种“罚到疼”的方式，才能真正遏制“碰瓷”心理，让想讹人的人不敢轻易伸手。

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冤枉真正被撞的老人？完全不必。李玫瑾教授的建议有个明确前提——“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这既符合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也给真正的受害者留足了维权空间。

真正被撞的老人，自然能拿出监控、证人等证据，不会因为这个建议而无法维权。反而能通过清晰的规则，区分善意救助和恶意讹诈，让法律的天平真正倾向正义。

更重要的是，这个建议能重建社会信任。当救助者知道有法律撑腰，不用再害怕被讹；当讹诈者知道会付出沉重代价，不敢再轻易尝试，善意才能自由流动，“老人摔倒没人扶”的尴尬才会慢慢消失。这不是要惩罚老人，而是要惩罚那些利用他人善意谋取私利的人，守护的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当然，光有惩罚还不够。还需要完善监控体系，让公共场所的AI盯防、行车记录仪云端存证成为常态，撕破“罗生门”陷阱；同时推进医保兜底，切断“没钱治病就讹人”的链条，让善意免于填医疗费的窟窿。多管齐下，才能真正营造“好人有好报，讹人必受罚”的社会环境。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不是狠，而是理性。它用法律的刚性，焊死了道德的洼地，让善意不再被消耗，让正义不再迟到。

当每一份善意都能被守护，每一次讹诈都能被严惩，我们的社会才能更温暖、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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