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马思聪前往美国，谁料很多年以后，晚年的马思聪对自己的举动做出了辩解，认为他当初并非是逃跑，而是另有隐情。

主要信源：（凤凰网——马思聪“叛国投敌案”真相）

2007年12月的广州，白云山的风裹着湿冷的寒意往人脖子里钻。

马思聪夫妇的骨灰盒并排安放在花岗岩墓穴里，碑上刻着“中国现代音乐先驱马思聪、王慕理之墓”。

当《思乡曲》的旋律从音箱里漫出来时，风突然停了，仿佛连山都在听。

这首他写了70年的曲子，终于在故土的风里，找到了回家的路。

1967年1月15日深夜，北京西直门外的护城河结着层薄冰，像块冻硬的玻璃。

马思聪裹着件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袄，把脸埋在竖起的衣领里，跟着“蛇头”猫着腰钻进电动拖船“002号”的船舱。

船舱里挤着七八个人，空气里混着柴油味、汗臭味和劣质烟草味，他怀里紧抱着个旧琴盒，指尖冻得发僵。

妻子王慕理和两个孩子缩在角落，16岁的女儿马瑞雪把脸埋在母亲怀里，哭肿的眼睛像两颗熟透的桃子，睫毛上还挂着冰碴。

没人说话，只有马达的轰鸣声盖过心跳，像头困兽在喉咙里低吼。

这不是叛逃，是逃命。

时间倒回半年前，中央音乐学院的“牛棚”里，马思聪正跪在结了霜的地上拔草。

一个红卫兵突然冲过来，把把带血的匕首“啪”地插在他脚边：“姓马的，你再不老实交代‘资产阶级罪行’，今天就给你放血！”

刀刃上还沾着前一个“牛鬼蛇神”的血迹，在雪地里红得刺眼。

他抬头，看见昔日的学生举着拳头喊口号，声音震得礼堂的玻璃嗡嗡响。

那一刻，他突然想起1937年在广州创作的《思乡曲》。

那时他以为，音乐能抚平战火创伤，却没想到，几十年后，音乐本身成了他的“罪证”。

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马思聪曾是周恩来口中“新中国音乐的希望”。

1949年，周总理亲自点将，让他这个37岁的作曲家执掌最高音乐学府。

他提出“人才第一”，引进欧洲专业体系，培养出一批批演奏家。

可没人料到，十几年后，“巴黎音乐学院”的影子竟成了他被打倒的理由。

1966年“运动”爆发后，大字报贴满校园：“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修正主义分子”，他的名字被倒写着，旁边画着个戴眼镜的丑八怪，嘴角还淌着血。

肉体折磨尚可忍受，精神侮辱却像钝刀割肉。

他被逼唱“认罪歌”，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唱错一个字就挨耳光。

拔草时被骂“姓马只配吃草”，他真的嚼了几口草根，苦涩的味道混着眼泪咽下去，胃里翻江倒海。

最刺痛他的是1966年11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停播了他的《思乡曲》，改用《东方红》作为海外广播的开始曲。

这首写于抗战时期的旋律，曾是华侨心中的故国之声，如今却被官方否定。

他站在播音室门口，听见喇叭里传出陌生的旋律，突然明白：自己已从“被批判对象”变成了“必须清除的敌人”。

出逃的决定来得突然又必然。

女儿马瑞雪偷偷从广州返京，劝他“不走就没命”。

他最初拒绝：“一生坦荡，无愧于世。”

可朋友一句话戳破幻想：“不走，断无生理；走了，将来局势正常还能回来。”

当晚，他翻出藏在地板下的琴盒，把护照和几件换洗衣服用油纸包好。

油纸是妻子从裁缝铺讨来的，怕雨水打湿。

妻子王慕理变卖了陪嫁的金镯子，换了三张去广州的火车票，一家人像做贼似的溜出北京，先到广州，再联系“蛇头”。

偷渡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时，天还没亮。

马思聪望着陌生的海岸线，摸出怀里的琴盒。

琴身被体温焐得温热，他轻轻摩挲着琴头上的“马”字刻痕，那是12岁去法国留学时父亲亲手刻的。

他知道，只要踏上香港土地，就再也回不去了。

可他别无选择：留在北京，可能被打死。

留在香港，随时可能被引渡回大陆。唯一的出路，是去美国投奔弟弟马思宏。

1967年1月19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中国音乐家马思聪逃抵美国》。

消息传开，国内专案组立刻将他定为“叛国投敌”，康生和谢富治批准结案报告，数十位亲友因此受牵连。

可马思聪在美国召开记者会时，说的却是另一番话：“我是音乐家，需要恬静的工作环境。我热爱祖国和人民，只是无法接受那种以革命名义的非人对待。”

声明里没有一句责怪，只有对“运动”的控诉，和对音乐的执着。

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

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他只能靠开音乐会和教琴为生。

有人劝他申请政治避难基金，他拒绝了：“我是来逃命的，不是来享受的。”

他把演出收入和稿费存起来，坚持自费回国探亲，哪怕只是想想。

晚年的马思聪始终没等到回国。

1987年5月，他在费城做心脏病手术时失败，永远留在了异乡。

临终前，他望着墙上挂着的《思乡曲》手稿，手稿边角已经泛黄，轻声说：“我想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