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两河口会议后，红军开始北上。但张国焘的拖延战术开始了，他找各种借口不前进，一会儿说粮食不够，一会儿说路不好走，一会儿又说要等后续部队。实际上，他在等机会，等中央红军陷入困境，然后再来逼宫。

刘少奇跟着红三军团走在队伍中间，每天行军三十多里，走走停停。他发现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中央红军的态度很微妙，表面上客气，骨子里看不起。在他们眼里，中央红军就是一群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穿着破衣服，扛着破枪，连饭都吃不饱。

有一次宿营，刘少奇和四方面军一个师长住在一个帐篷里。那师长姓李，三十出头，打起仗来很猛，说话也很冲。

“刘主任，你们中央红军也太惨了吧？”李师长大大咧咧地说，“连个像样的枪都没有，怎么打仗？”

刘少奇笑了笑：“枪不好，但打国民党还是够用的。”

“够用？”李师长撇撇嘴，“你们从江西出来的时候八万多人，现在还剩多少？两万不到吧？我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出来的时候也是两万，现在八万。这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这话说得很难听，换了别人可能会发火。但刘少奇没有，他平静地说：“李师长说得对，中央红军确实损失很大。但你知道为什么损失这么大吗？因为我们一直在和蒋介石的主力打，湘江一战，我们打掉了敌人三个师，自己也损失了过半。这是硬仗，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

李师长愣了一下，没再说话。

刘少奇又说：“而且，打仗不是光看人数。你看中央红军的干部，从总司令到炊事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考验的。这些人，一个顶十个。”

李师长听了这话，脸色缓和了一些：“刘主任说得有道理，打仗确实不光看人数。”

这种对话，刘少奇一路上进行了很多次。他不跟人争吵，不跟人抬杠，就是用事实说话，用道理服人。慢慢地，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开始改变对中央红军的看法。

7月中旬，部队到达毛儿盖。这里海拔三千多米，空气稀薄，走路都喘。粮食更加困难了，战士们每天只能吃一顿稀饭，饿得腿发软。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起不来。

刘少奇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他的胃病犯了，疼得直冒冷汗。但他坚持不骑马，把马让给了伤病员。小马心疼他，偷偷给他留了一点炒面，他发现了，把小马骂了一顿。

“现在是困难时期，干部要和战士同甘共苦。”刘少奇说，“你把炒面给我，战士们吃什么？”

小马委屈地说：“刘主任，你自己都瘦成这样了，再不吃东西，身体会垮的。”

“垮不了。”刘少奇摆摆手，“湖南人骨头硬，饿不死。”

就在这个时候，张国焘终于摊牌了。他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改组军委，实际上就是要夺权。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商量后，决定让周总理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张国焘担任。

消息传来，刘少奇正在一个藏族村庄里搞粮食。他看完电报，沉默了很久，最后对小马说：“政治就是这样，有时候需要妥协。”

小马不理解：“为什么要妥协？张国焘这是要夺权啊。”

“不妥协怎么办？”刘少奇叹了口气，“他有八万人，我们只有两万。真闹翻了，吃亏的是革命。先稳住他，过了这道坎再说。”

刘少奇这种务实的态度，正是毛主席欣赏他的原因之一。在党内斗争中，刘少奇从来不是最激进的那个，也不是最保守的那个，他总是能找到一种平衡，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

8月初，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北上，过草地。这是一条更加艰难的路，草地上没有路，没有人家，没有粮食，只有无边无际的沼泽和随时可能吞噬生命的泥潭。

刘少奇被任命为筹粮委员会负责人，负责为过草地筹集粮食。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毛儿盖地区本来就穷，红军几万人涌进来，把方圆百里的粮食都搜刮光了。藏族老乡自己都吃不饱，哪有余粮卖给红军？

但刘少奇没有退缩。他带着筹粮队，走村串户，一家一家地借粮。能买的就买，买不起的就借，写借条，盖公章，承诺以后一定还。有些藏族老乡不相信红军会还粮，刘少奇就拍着胸脯保证：“红军说话算话，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加倍偿还。”

靠着这种笨办法，刘少奇硬是筹集到了二十万斤青稞、三千头牦牛和一万多只羊。虽然不够全军吃，但至少能保证每个人每天有一碗青稞面糊糊喝。

彭德怀后来评价说：“少奇同志搞粮食有一套，他懂得群众心理，知道怎么跟老百姓打交道。这一点，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人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