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1年的夏天，长安城弥漫着不安的气息。丞相刘屈氂与贰师将军李广利暗中结盟，意在武帝身后立昌邑王为嗣；而受武帝信任的绣衣使者江充，正将矛头指向太子刘据。当江充在太子宫中“掘出”桐木人偶时，一场风暴已然不可避免。

太子少傅石德急切进言：“昔日秦太子扶苏的教训就在眼前。陛下在甘泉宫养病，皇后与您派去的人皆被阻拦。不如收捕江充，查明奸计，再向陛下请罪。”四十一岁的太子刘据犹豫再三，最终于七月初九假传诏命，逮捕江充。

“赵人江充，你昔日构陷赵太子，使其冤死。今日又欲在长安重施故技吗？”太子质问道。江充默然不答，被当场处决。按道侯韩说一同被杀，宦官苏文则逃往甘泉宫报信。

消息传来，六十五岁的汉武帝起初不信：“太子必是畏惧江充，方有此变。”但丞相使者逃回报信，称太子正在攻打丞相府。武帝这才下诏：“发三辅及邻近郡县兵，由丞相统率平叛！”

此时长安城中，太子刘据已释放囚徒，分发武库兵器，但他还需要关键的军队——守卫京师的北军。太子使者持节赶赴北军大营，面见护军使者任安。

任安仔细查验节杖与兵符后，平静下令：“紧闭营门。”

“将军，太子持节调兵，我等若不出兵，恐违军令。”部将问道。

“节可盗，符可伪。陛下尚在，北军只听命于天子。”任安回答。

几乎同时，武帝使者也抵达北军。任安同样接待，却仍按兵不动。深夜，亲信校尉入帐低语：“将军，两不相助，无论何方得胜，我等如何交代？”

任安望着帐外火光：“长安城中，父子相残，为臣者不当推波助澜。北军若动，京城必成焦土。待局势明朗，陛下有明诏，再动不迟。”

太子未能调动北军，转往长乐宫求援。守将任敢（任安之子）同样闭门不纳。消息在城中传开：“太子造反了！”军心开始动摇。

血战五日后，太子军队溃散。刘据携二子逃出长安，藏匿于京郊泉鸠里。武帝回长安，下诏悬赏。太子全家被诛，唯襁褓中的孙子刘病已因年幼被投入郡邸狱。

八月，太子藏身处暴露。地方官吏围捕时，刘据在农舍内自缢，二子格斗中身亡。消息传回，汉武帝久坐不语。

真相逐渐浮出：江充因与太子、皇后有隙，恐武帝死后遭清算，故设此局。丞相刘屈氂与李广利亦牵涉其中，欲借此铲除太子。然真相大白时，太子已死，卫皇后也已自尽。

武帝在太子亡处建“思子宫”，于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但政治清算才刚开始。

任安下狱。廷尉杜周亲自审讯。任安辩解：“臣未助太子，亦未抗陛下。长安城中父子相残，臣唯能守住北军，维持京城不乱。”

“太子持伪诏调兵，你为何不捕其使者？”

“兵符在我手，则太子无法调兵，此为缓兵之策。”

“陛下诏书到，为何仍不出兵？”

任安沉默片刻：“当时局势混乱，真伪难辨，臣恐诏书亦伪。”

这番说辞未能打动武帝。他在朝会上对群臣道：“任安手握重兵，坐观成败，此乃待价而沽。若太子胜，他必持太子兵符来见；若朕胜，则言稳住北军。此等骑墙之辈，较公开反贼更为危险。”

“然任安毕竟未助逆，北军亦未参与叛乱...”有老臣试图求情。

“非也！”武帝打断，“若其真心忠于朕，太子持伪诏时，便该立即捕其使者，主动平叛。他两相接，两不动，非忠臣所为，乃狡黠之徒投机。朕之江山，不容此辈执兵。”

公元前90年，任安以“坐观成败，怀有二心”之罪腰斩于市。守卫城门、放太子出逃的田仁同被处死。其余观望官员，多未能幸免。

巫蛊之祸的余波剧烈震荡。卫氏家族几被诛尽；丞相刘屈氂被控与李广利谋立昌邑王，遭腰斩；正与匈奴作战的李广利闻讯投降，家族被灭。长安城中，因巫蛊案牵连诛杀者数万。

狱中的任安曾致信故友司马迁。已完成《史记》的司马迁回信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此言既叹任安命运，亦抒己身受宫刑之怀。

此后，武帝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颁《轮台罪己诏》，承认过失，转向休养生息；立幼子刘弗陵为嗣，赐死其母钩弋夫人，防“主少母壮”；命霍光等四人为辅政大臣。

而那个在狱中幸存的婴儿刘病已，十七年后因皇位空缺被迎立，是为汉宣帝。他即位后，为祖父刘据追谥“戾太子”，重修陵寝。那段染血的往事，终成为西汉历史一道深深刻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