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有个很接地气的传统，就是新皇帝即位，百姓可以去他的旧王府“零元购”，拿点遗留物，官府都不许拦。历数起来，规模最大，也是百姓赚最多的一次，当属赵扩当皇帝那年。
 
1194年6月，南宋临安城，一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大街小巷：嘉王赵扩当皇帝了！
 
城里人奔走相告，但接下来的一幕才好玩，老百姓不是去宫门口磕头朝贺，而是撸起袖子、抄起麻袋，浩浩荡荡涌向了嘉王府。
 
冲进去，见啥拿啥。柜子搬走，桌子扛走，瓷器端走，铜钱扫光。绸缎、字画、床榻，只要是能搬动的，一件不留。有人在府里找了一圈没抢到值钱的，气不过，连窗户上的雕花木板都给撬了下来。
 
有史料记载，临安市民涌入旧邸“争持所遗”，抢到“席卷而去”，差点把房子的梁都给拆了。
 
这事还有个专用名词，叫“扫阁”。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新皇帝登基后，他住过的旧府邸（潜邸）里的东西就不再属于他了。皇帝坐拥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还在乎这点瓶瓶罐罐？于是旧邸成了无主之物，百姓进去随便拿，拿多拿少全凭手速，不犯法，不坐牢。
 
不过也有“聪明”的。当时，吴兴郡王赵抦是皇位热门人选，觉得自己八成要当皇帝，早早把家里值钱的金银细软、字画古玩搬得干干净净，就等着百姓冲进来扑个空。
 
可命运偏偏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皇位最终落到了毫无准备的赵扩头上。赵扩压根没想过自己能当皇帝，行李都收拾好了，正准备去福州当个太平王爷。结果通知一来，他吓得绕着大殿柱子转圈跑，边跑边喊“做不得”，最后还是被黄袍裹住架上了龙椅。
 
消息传到临安，全城沸腾。老百姓冲进他的嘉王府，结果发现这位新皇帝啥都没搬走，家里摆满了值钱货。一场狂欢下来，王府被搬了个底朝天，连个破碗都没剩下。宋宁宗赵扩当上了皇帝，却在即位当天瞬间倾家荡产。
 
这不仅是“与民同乐”，更是整个时代风气的缩影，皇帝和百姓之间，有一种极其松弛、接地气的关系。
 
把“扫阁”放在南宋的大背景里看，会觉得太正常不过了。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长期不搞“抑商”政策的王朝，商业极度发达。GDP曾占世界的60%以上，被西方学者评价为“藏富于民”。都城临安突破了传统的坊市制度，“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商业气息渗透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商业繁荣带来的是市民阶层的崛起。宋以前，宵禁森严，一到天黑就得关门睡觉。宋人却敢在晚上大摆夜摊，逛街撸串，玩得不亦乐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真正的“夜生活”。
 
这夜生活一丰富，就催生出了第三顿饭。从商周到汉唐，中国老百姓普遍只吃早晚两餐。贵族才能一日三餐甚至四餐，那是身份的象征。到了宋代，宵禁一取消，大家逛夜市逛到半夜，肚子饿得咕咕叫，总不能饿着肚子上床。于是茶馆、酒楼纷纷开到了深夜，热乎乎的小吃、精致的点心随时供应。久而久之，三餐制在民间彻底普及。
 
宋人不仅吃出了花样，还吃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外卖”，宋高宗就曾差人去宫外“点外卖”，点名要李婆婆的鱼羹、宋五嫂的鱼羹，这放在以前哪个朝代敢想？
 
支撑这一切的，是宋朝独特的政治氛围。宋太祖立下了“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规矩，君臣之间不再是绝对的奴役关系。宋神宗推行变法，遭到士大夫反对。元老文彦博当堂顶撞：“陛下是‘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是与百姓治天下”。南宋学者陈渊更是直言：“夫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意思是天下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得大家一起商量着来。
 
这套君臣共治的政治逻辑，配上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孕育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包容的市民文化。老百姓敢在皇帝登基当天冲进王府搬家具，皇帝也不觉得被冒犯。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共识里，这是“沾龙气”“添福气”，是朝廷给百姓送的人情福利。
 
在我看来，宋朝虽然军事拉垮，但政治开明、经济发达、文化灿烂，老百姓活得也有尊严，算得上封建王朝里的文明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