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现在伊朗的局面，必须要回溯到2024年5月的一起事件。

那个时候俄乌战争正在高潮期间，以色列对于加沙的攻击也如火如荼，在距离这两个战场不远的地方，时任伊朗总统莱辛在出席一场与阿塞拜疆总统共同组织的活动返回的途中因为直升机坠毁而身亡。顺便一说，他乘坐的是一架美制直升机，据称因为制裁而年久失修最后导致失事。

一般来说，伊朗实施的是双线统治，也就是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宗教领袖手中，神权控制国家借用的工具是掌握国家军事与经济命脉的革命卫队，在神权与革命卫队领地之外的领域扔给民选的世俗政府，其中包括一套非常完整的议会体系以及民选总统，只不过，因为神权与革命卫队已经掌控了大半个伊朗，谁当伊朗总统，其实都是弱势而且不管自己怎么想必须配合神权。

因此伊朗总统在伊朗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权势人物，可以说他的权力甚至还不如革命卫队的领导人，但是这里有一个例外，就是莱辛。

作为一位有地位的宗教人士（拥有阿亚图拉头衔），莱辛有正统的血脉（被称为赛义德，也就是拥有先知穆罕默德的血脉，其标志是可以带黑色头巾），虽然在宗教界内部并不是最受尊崇的神学家（但是宗教地位远高于小哈梅内伊），但是他少年时已经参加了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长期供职于司法界，是老哈梅内伊的学生，当时普遍认为，莱辛是最可能的哈梅内伊的继承人，他当选总统，只不过是为日后成为宗教领袖积累行政经验。

那个时候的小哈梅内伊，虽然也有人认为他是潜在的继承人，但是一方面他缺乏宗教地位，另外一方面神权特征之一就是法理上不支持血缘传承，老哈梅内伊不是霍梅尼，没有那么强大的宗教影响力。

但是莱辛突然意外身亡，给伊朗政局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且是双重冲击，首先是宗教领袖潜在的继承人消失了，剩下的候选人要不然宗教地位高但是行政能力差，要不然就是小哈梅内伊这样宗教地位不够的人或者小霍梅尼这样明显不是一条心的人。其次是行政体系出现了空白必须要填补，虽然神权已经尽力干涉，但是长期封锁下伊朗孱弱的经济还是让大选选出了一位改革派（或者叫做温和派）而非保守派的总统，佩泽什基安。

这位佩泽什基安其实不是改革派（温和派）的核心人物，这一派核心人物是哈塔米以及鲁哈尼，因为对于神权威胁太大被禁止参选，对于保守派经济不满的民众报复式的将选票投给了候选人阵营中最接近改革派的佩泽什基安，这才让他当选，其实在改革派眼中，这位总统因为不断向神权表示效忠其实并不可靠，这也就决定了佩泽什基安无论在神权体系内还是在民间都缺乏稳固的根基，是一个弱势的行政官僚。

在大选之中，有两个潜在的保守派竞争者，贾利利与卡利巴夫，二者实力接近，正是因为接近互不相让才给了佩泽什基安以机会并且在最终的选举中击败贾利利当选。

那位卡利巴夫，就是现任的伊朗议长。

卡利巴夫长期并不出现在主要的政治舞台上，战争之前，出现在舞台中心的是哈梅内伊，作为实权操盘的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行政代言的是总统佩泽什基安，卡利巴夫并不广为人知。

但是卡利巴夫的根基非常雄厚，他长期在革命卫队之中出任高级职务，拥有相当的军事声望，同时深度参与革命卫队经济体系的建设，可以说在革命卫队内部，无论是枪杆子还是钱袋子，卡利巴夫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物。

如果莱辛还在，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卡利巴夫与小哈梅内伊。但是伊朗战争一开始的突然袭击“斩首”了老哈梅内伊之后，一切都开始变得诡异。

在这种存亡之际，理论上伊朗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强力的战时领袖，可以用以凝聚民心军心，但是最后推出的是小哈梅内伊，这个在宗教地位与行政能力上都有所欠缺的人物，最重要的是，他在继任最高领袖后没有露过面，生死未卜，可以说在伊朗遭遇巨大危机的时刻，自己主动制造了内部最高领袖的权力真空。

这种权力真空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人在争夺新的最高权力，而争夺者不是来自宗教神权，因为宗教神权最简单的维护地位的方式就是推出一位强有力的新领袖，比如作为库姆神学院院长的阿拉菲在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后代表宪法监护委员会参与三人临时政府（实际上是临时政府领袖），他就是最合适的危机时刻的伊朗神权领袖。

既然争夺者不是来自宗教神权，更加不可能来自于佩泽什基安这位毫无根基的行政官僚，那么就只剩下两个人，代表神权控制革命卫队的拉里贾尼，和暂时远离权力中心但是根基雄厚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卡利巴夫。

而美以炸死拉里贾尼，说是替卡利巴夫扫清权力障碍，这在充满了诡谲的权力场上，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卡利巴夫拥有的是威望与资历，不是切实的头衔赋予的权力，他需要通过自己的能力整合革命卫队之内的势力，尤其是其中可能与极端派教士集团合作的中青年革命卫队军官，这并非易事，在这个敏感的阶段，他必须保持一种对外的强硬姿态，这属于无奈之举。

如果换了一位美国总统，给卡利巴夫面子，自己偷偷拿真实的好处，其实是可以谈的，偏巧遇上了这位更好面子的特朗普，事情就难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