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将军身材矮小但气度非凡，他温和敦厚，做事周密，久经沙场而喜着长袍，笃志革新而长髯飘飘，为开国大将而享元帅待遇唯一一位。

张云逸将军是海南文昌县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广西右江领导武装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黄花岗起义，张云逸参加“选锋队”（即敢死队），担任炸弹队队长，跟随黄兴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激战半日，最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却。当时清军步步围逼，张云逸等人被困在一处民宅中。第二天清晨，他挎着竹篮，假装买菜，上街探查情况，寻找突围的道路。返回之时，看到所住的民宅外清军林立，屋内的同志全都被枪杀，鲜血染红街头，唯有张云逸侥幸幸免。所以他曾说：“险为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

张云逸将军在北伐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长，与多位国民党将领交好、往来密切，比如张发奎、叶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薛岳、杨虎城、廖磊等人。

红军时期，张云逸将军历任红军第七军军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百色起义后，将军担任红七军军长，与士兵享受同等薪饷，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平日穿布衣、吃粗食。每次部队抵达宿营地，他必定前往炊事班，拾柴、烧火、煮饭、炒菜，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伙头军”。

抗战初期，张云逸将军奉党中央的命令，化装成华侨阔佬，身着西装，秘密潜入澳门，会见叶挺将军，极力劝说他出山担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说：“张云逸先生到来，如大旱之遇云霓，寒冬之见新绿。”

1940年3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纠集八个团、共计一万余兵力，趁虚进攻新四军五支队后方半塔地区。张云逸将军临危不惧，从容指挥，以教导队五百余人固守半塔，同时派十团、十五团各一部及特务营，从南北两翼夹击围攻半塔的敌人，苦战七昼夜，半塔阵地始终巍然屹立。陈毅元帅高度评价半塔战役，说：“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抗日战争时期，张云逸将军担任新四军副军长。一天，房东大娘患上腹痛，将军十分着急，穿过田埂、越过沟壑，一路小跑到军部门诊所，请医生前来诊治。

原新四军参谋处参谋李晓光说，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天，他发高烧，张云逸将军得知消息后，夜里端着汤水，亲自为他洗脚，并安排医生为他诊治。

张云逸将军对待文电要求极为严谨。一天，将军看到一份电文中写有“河流一岸”的字样，便叫来参谋问道：“是河流的左岸还是右岸？”参谋立刻将其改为“河流左岸”，将军又说：“必须写上河流流向，否则会引起误解。”将军定下规矩，凡是起草文电，不准书写草书，“一般”“可能”“大概”“或者”这类模糊的词语，一律禁止使用。

广西解放后，张云逸将军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将军居住在南宁市桃源路3号，时常穿着布衣出门，走进集市，与市民坐在一起闲谈；前往乡村，和农民一同聊农事、话桑麻。

一天，将军乘车前往柳州，途中看到两个樵夫在山坡上打柴，便下车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时广西匪患十分严重，警卫人员看到樵夫手里拿着砍刀，都十分紧张，可将军却谈笑自如，与樵夫聊了很久才上车。还有一天，将军乘车前往百色，途中看到山林起火，当即让司机停车，和当地群众一起上山灭火。

“文革”期间，张云逸将军在案头手抄了两块毛主席语录牌，其一写道：“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其二写道：“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每当有造反派前来外调，将军必定先念语录，再回答问题。将军说，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张云逸将军不抽烟，不喝酒，常端坐一室，戴着老花眼镜，整日读书、批阅文件，毫无懈怠之态。但凡心中有所思所想所感，便用派克笔或小楷毛笔疾书如飞。

张云逸将军一生谨记“以遂初志，而尽己责”的信念，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毛泽东主席称赞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将军于北京去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