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43岁被秘密召进北京，领到一张纸条：“去上海，找一间没挂牌的工厂，造一种‘看不见的零件’它不发光、不导电、不发声，但少了它，原子弹就永远点不着火！”

主要信源：（中国军网——《吴自良:为原子弹装上“心脏”的人》）

1960年夏天，苏联专家突然全部撤离中国，并带走了所有技术资料。

一位专家在离开前断言，缺少了他们的帮助，中国的铀浓缩工厂将无法运转。

这句话重重地压在了北京决策者的心头。

当时，制造原子弹最关键的一种核心部件叫做“甲种分离膜”，没有它，就无法提纯原子弹所需的原料。

这项技术当时只有美苏掌握，已成为卡住中国核工业脖子的难题。

紧急关头，一位在上海的科学家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秘密任务，他叫吴自良。

吴自良1917年出生在浙江浦江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

他从小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先后就读于杭州高级中学和天津北洋大学。

他最初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学习机械，并在国内的飞机制造厂工作过，但战时腐败的现状让他深感失望。

1943年，在家人支持下，他远赴美国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留学，专攻冶金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当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来，吴自良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历经周折，在1950年底回到了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1960年，面对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的困局，研制分离膜的紧迫任务被提上日程。

钱三强等负责人经过慎重考虑，将这个重任交给了时年43岁、在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的吴自良。

接到调令的吴自良，毫不犹豫地放下了自己筹备已久的研究计划，对同事只简单解释是“国家需要”。

他旋即赶赴北京，了解任务的极端重要性与绝密性质。

随后，一个代号为“第十研究室”或“7支部”的攻关小组在上海秘密组建。

吴自良担任主任，带领来自多个单位的六十余名科研人员，开始了隐姓埋名的攻坚。

他们面临的是一片空白。

没有图纸，没有样品，甚至不清楚具体的成分，与工艺。

只知道这种膜必须薄如蝉翼，却要能承受剧毒和强腐蚀性，并且布满极为均匀，尺寸精确的微孔。

实验室条件简陋，他们就用土办法，自己画图制造设备，甚至用牙刷来筛选极细的金属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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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自良和团队成员们吃住在实验室，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成百上千次的失败。

巨大的压力笼罩着每个人，但作为负责人，吴自良始终稳定着军心，带领大家反复尝试。

转折发生在1963年。

当常规路径走不通时，吴自良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创新思路，采用了一种新的材料方案。

当第一批基于新方案的样品测试出人意料地成功时，整个团队都看到了希望。

吴自良却异常冷静，他要求将所有实验记录中的个人名字隐去，只保留集体代号，意味着功劳归于大家，责任则由他承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团队一鼓作气，终于在1963年秋季成功制备出合格的分离膜样品，并很快过渡到稳定批量生产。

1964年，这批凝聚着无数心血的分离膜元件被紧急运往西北的铀浓缩厂。

不久之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

当举国欢腾的时刻，吴自良和他的团队成员们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报道中，他们只是默默地在食堂分享了一顿加了红烧肉的晚餐。

此后的数十年里，这项成就与国家机密一起被深埋，吴自良对此守口如瓶，即使在随后的动荡岁月中个人遭受冲击，他也从未吐露半字。

他的研究履历上，那段时光近乎空白。

直到数十年后，这段尘封的历史才逐渐为人所知。

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国家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82岁高龄的吴自良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荣誉后，他始终认为这份光荣属于整个集体。

2008年，吴自良院士在上海逝世。

吴自良的一生，是“把一切献给国家需要”的生动写照。

从“航空救国”到“科学救国”，再到关键时刻的临危受命，他的人生轨迹始终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他和他所在的团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用智慧、汗水与沉默的奉献，攻克了关键技术，铸就了国之盾牌。

他们的名字或许曾不为人知，但他们的功绩，已牢牢镌刻在国家发展的基石之上。

这种不计个人名利、以国家需求为最高使命的精神，正是那个时代科学家群体最宝贵的品格，也值得被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