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旅顺大屠杀持续四天三夜。据相关说法，一名日军正欲对一位母亲施暴时，她年仅两岁的女儿竟扑上前去挡住刺刀，口中含混哭喊着“不要……”。
根据后来的幸存者以及外国记者的走访记录，在那持续四天三夜的人间炼狱里，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暴行简直令人发指。一名日军士兵踹开民宅的大门，看到一个手无寸铁的母亲，竟然变态地掏出刀子，企图残忍地割下她的乳房来取乐。那个母亲身心俱震，可能吓得连躲闪的力气都丧失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那个才两岁大的小女儿，摇摇晃晃地扑了上去。小小的身躯死死挡在刺刀前面，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不要……”。 大家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成年人在这种极致的暴力面前都会吓得腿软，一个两岁的孩子却出于保护妈妈的本能，直面了这群毫无人性的野兽。日军有没有因为这份纯真的童心停下屠刀？丝毫没有。在那群暴徒眼里，这种护母的行为反倒成了他们作恶的调味剂。那些街头巷尾不满两岁的无辜孩子，甚至被日军用刺刀生生串成一串，像战利品一样挑在枪尖上肆意炫耀。 这早已超出了常规战争的范畴，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反人类罪行。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所有的美貌，哪怕仅仅是女性这个身份，都成了彻头彻尾的催命符。无论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还是普通街巷里的农妇，都逃不过被摧残的命运。西大街有一户人家，家里只剩下三十六七岁的二嫂和刚满十五岁的女儿小翠。面对外面震天响的枪声、砸门声和女人的惨叫，二嫂心急如焚。她太清楚了，在兵荒马乱的关头，黄花大闺女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保住女儿的清白和性命，这个母亲急中生智，赶紧扒下小翠平时穿的漂亮衣服，换上家里最破烂、最显脏的旧衣裳。她一把扯下女儿头上的红头绳，把那头乌黑的头发揉成了一团乱草，又抓起灶台上的黑灰往女儿脸上死命地抹，试图把小翠打扮成一个小叫花子，死死地塞在柴火堆后面。
灾难终究还是降临了。一队日本兵粗暴地踹开了她家的大门，带头的那个头目懂点中国话，一进门就拿枪指着二嫂，逼问家里还有谁。二嫂咬碎了牙，死活一口咬定家中只有自己一人。几个士兵像饿狼一样开始翻箱倒柜，结果好巧不巧，竟然从柜子角落里扯出了那件小翠刚脱下来的花衣服。日军头目拎起那件衣服端详了一下，发现尺寸娇小，明显配不上二嫂这三十多岁妇人的身段，立马起了疑心。几个人重新在狭小的屋子里搜刮，很快，藏在柴火堆里的小翠被硬生生拖了出来。草灰被粗暴地擦掉，十五岁少女白净的面容彻底暴露。铃铛声、撕扯声混合着母女俩绝望的哀求，一通非人的折磨过后，母女二人双双惨死在血泊与焦炭之中。 母亲拼尽全力的伪装，终究没能挡住侵略者的兽性。
官方史料和那些留存至今的日军家信里，白纸黑字记录着当时的疯狂。日军从教场沟一路杀起，兵分三路推进，把整座城市当成了屠宰场。门板被踹翻，院墙被推倒，乃木希典和西宽二郎这些日军高级军官，不仅没有任何约束，反而暗中鼓励手下放开手脚去屠戮。
即便你躲进宗教场所祈求神明保佑，也毫无生还的希望。天后宫和静乐庵，平日里那是老百姓烧香拜佛、寻求内心清静的圣地。日军冲进去之后，把道观里的雕像砸得粉碎。天后宫的元君道长，一位快七十岁的老修行人，硬生生被日军死死绑在柱子上点火焚烧。其他的道徒、和尚、尼姑以及来不及逃跑的香客，全部被拉到院子里集体枪决。宗教的庄严在暴徒的枪炮面前碎了一地，日军意图彻底摧毁老百姓心底最后的那点精神寄托。
这么大的浩劫，当时国际上毫无反应吗？实际上，《世界报》的著名记者詹姆斯克里曼当时就在现场。他亲眼目睹了满街的残肢断臂，看着那些日本兵军帽歪戴，踩在咱们同胞的尸体上摆姿势拍照。他强忍着反胃和愤怒，在报道里写下旅顺连无人区都不如，整座城市死气弥漫。这种带着血泪的报道传回欧美，确实引发了一阵强烈的舆论谴责。
遗憾的是，当时的国际社会只讲利益交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随着东亚局势的变动，那些原本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西方媒体便偃旗息鼓。日本官方更是无耻到了极点，为了掩饰罪行，他们对外宣称这只是“维持秩序”，狡辩说平民里混着清军的逃兵才导致了误杀。这种颠倒黑白的借口，是对所有死难同胞最恶毒的二次践踏。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整整持续了四天三夜。原本拥有两万多人口的繁华港口，最后几乎被屠戮殆尽。日军为了掩盖满城的尸臭和罪证，故意留下了36个中国人。他们在这些人的帽子上贴上“此人不可杀”的标签。留着他们干嘛？逼着他们给那两万多名同胞收尸！这些人抬了整整一个月的尸体，最后将遗体集中焚烧，骨灰葬在了如今的万忠墓里。后来经过历史学家的详细考证，整个城里的幸存者仅仅只有800多人。幸亏有孙宝田这样冒死记录现场的极少数幸存者，将这份滴血的口述历史偷偷带出，才让后人能够拼凑出这场浩劫的完整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