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才是我的祖国，我身体里流的是日本人的血，我不会再回中国！”被中国夫妇收养40年后，日本遗孤赵连栋回到了日本，对养母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从婴儿时期被中国夫妻捡回来，几乎“换命”养大的日本遗孤，会在生命关口，对养母喊出如此决裂的话？

1945年，日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战败，几十万日侨和军眷仓惶撤离中国东北，遗留之下，无数小孩，无家可归。

面对走投无路、冻得嘴唇发青的婴儿，李秀荣和丈夫孙连生还是跪在地上掏出仅有的一口热粥，一点都没有怀疑该怎么做。

赵连栋的中国童年，没有童话，也没有自传体小说里的光芒，哈尔滨的冬天冷得像一把刀，他的到来让李秀荣一家雪上加霜。

穷人家的孩子，能有几口热饭吃已不易，更何况家里多了个病怏怏的小日本。

为了救他治一次重病，李秀荣差点把家里的棉被卖光，甚至有人在街口堵他们，说“养敌人就是汉奸”。

有一次李秀荣—那时她已有身孕—在回家路上为保护赵连栋，被推搡差点摔倒，没多久流产了。

她强忍眼泪继续喂这“不是自己骨肉”的孩子，连带着自己的丈夫也在为“收养日本崽”丢了工作，整家人几乎搬了三次家，甚至去了河北吴桥，重新生活。

赵连栋成长在盛满爱的小家，却从小就明白自己和旁人不同，他的黑发黑眼，看起来和中国孩子没两样，生活里也没有太多“日本”痕迹。

李秀荣一家把各样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从来没让他挨过一天饿，没事就“唠唠家常”，要是乡里乡亲问起，就说“是亲戚家的孩子送来的”。

他上的是中国的学校，砖头上调皮打滚，冬天借别人家的雪橇，在大地上“飞翔”。

后来成了家还做了父亲，邻居谁家有活儿，他总帮忙，无人觉得他“不是自己人”。

他眼中，中国就是家，他的妈妈就是李秀荣。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那个遥远的“日本”，在无数遗孤的生命里开始苏醒。

遗孤寻亲的政策一出，社会上突然多了很多“寻根”的遗孤故事，赵连栋也在很多个夜晚，琢磨起“我到底是谁”。

养母发现他这些年时不时地发呆，望着窗外，似乎在想象窗外那片海的另一边，会不会有和自己长得相像的亲人。

“你想回日本一趟？”李秀荣问。

“……想看看。”赵连栋没有多说，他甚至不明白自己内心到底想要什么：是对父母亲生的渴望，还是怕这世界本就没他的地方？

那天，李秀荣默默从被褥下找出仅有的金饰，凑了点钱，还向亲戚借了一些，最后包里鼓鼓囊囊地全交到赵连栋手里。

“去了，记得看看亲生爹妈怎么生活的，别忘了，家里还有我等着你。”

赵连栋1992年踏上寻亲路，那一年，中国的物质生活还远不能和日本比。

他第一次真正踏上日本土地，迎接他的是高楼、地铁、自动贩卖机、一张又一张陌生的面孔，但更让他吃惊的，是自己原来在日本还有个名字：野坂祥三。

生父流着泪亲口相认，他看着父亲、姨妈、堂兄，他们的眉眼和自己那么像，这些年从未有过的身份认同感，像开闸的水，瞬间涌进心中。

他第一次有了“我是日本人”的冲动，日本的社会讲究和谐与秩序，生父一家生活条件优越，饭桌上的菜比家乡多十倍。

他人生第一次体会到另一种“家的温度”，他开始怀疑自己：难道过去几十年，“自己”才是被养在别人家的孩子？

但他没和养母断掉全部联系，他把妻子孩子都接去了日本，李秀荣常常写信，叮嘱儿孙要“记得家乡的亲人”。

有一次，赵连栋还向李秀荣许诺：“等我安顿好了，一定接您一起过好日子，让您享享清福。”

只是人远了，心也远，通讯变得不那么热络，电话多是寒暄。

“在忙，过几天联系。”后来，就是“改天吧”、“孩子要上学”，再后来，家里出了急事，他已不会第一时间回来。

2018年，李秀荣突然生重病，医院连着下了病危通知书，她的女儿无数次打越洋电话，哭着求赵连栋回来看一眼，“这辈子妈最大的心愿就是见你一面”。

电话那头却多次无人接听，有时三言两语，敷衍应付，最后那句“日本才是我的祖国，我身体里流的是日本人的血，我不会再回中国！”，像雷震一般劈在李秀荣心头。

电话掉在地上，李秀荣瘫在床头，嘴里只剩儿子的名字，最后一刻，她没等到那个号称“亲儿子”的孩子。

养母李秀荣带着永远的遗憾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走时手里还攥着儿子儿时的相片和在日本寄来的“礼物”。

赵连栋的身份认同，是战争切割的后遗症，他的童年被塑造成中国人，他却没办法拒绝体内日本人的呼喊。

一份归属感的追寻，让他试图在日本找到自己的“起点”，但在人生的后半段，他背弃了养母、辜负了养育之恩。

他的冷漠、决绝，终究还是冲淡了人性的底线，人生在“遗忘”与“记得”之间作抉择，总会牵扯疼痛与遗憾，身份的拉扯，本就没标准答案；恩情与血缘的天平，也从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