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颜已渡江灭宋在望，忽必烈却忧心忡忡：南宋天命未绝
元军渡江攻克鄂州，灭宋大局初定，满朝皆以为天下唾手可得。但忽必烈却紧急召见姚枢，忧心表示南宋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必已尽，灭宋不可掉以轻心。大胜在前的谨慎，并非迷信，而是一代雄主的战略判断。
1275年，伯颜率军突破南宋长江防线、攻克鄂州，朝堂上下欢欣鼓舞，纷纷请命乘胜拿下临安。
忽必烈却异常清醒，召见姚枢坦露担忧：“今伯颜虽济江，天能终此与否，犹未可知。宋有三百年天下，天命早先在他们而不在我，不能把灭宋当作唾手可得。”
忽必烈口中的“天命”，是基于军事、政治、民心的综合考量，是政治家的清醒远见。
忽必烈的忧虑，首先来自南宋的军事韧性。鄂州虽破，南宋江淮、四川、闽广仍在掌控，水军尚存，江南水网与城寨更是克制蒙古骑兵的天然屏障。
1259年忽必烈亲征鄂州时，曾被贾似道、高达击退，深知南宋守城能力。且蒙古灭宋已持续四十余年，多次遭遇挫败，绝非速战速决之事。
其次，南宋三百年的正统性与民心让他忌惮。赵宋正统观念深入人心，中原士民多视蒙古为“夷狄”，这种认知难以快速改变。
忽必烈重用汉臣，深谙“天命即民心”，明白仅凭武力无法长久统治，而谢道清的诏榜也证明，南宋仍有道义号召力，人心未散。
此外，蒙古内部亦不稳定。忽必烈刚与阿里不哥结束汗位内战，根基未稳，草原贵族厌战反战，贸然进兵恐引发内部动荡。
他更清楚“灭宋易、治宋难”，江南经济文化与草原迥异，急于镇压只会引发长期反抗，增加统治成本。
事实印证了他的谨慎：伯颜渡江后，文天祥等人起兵勤王，南宋又抵抗四年，其韧性远超预期。
忽必烈的谨慎为统一奠定基础，他告诫部下稳扎稳打、争取人心，不屠城更是他（接受汉臣意见后）的一再交代，推行汉法，最终于1279年灭宋，完成大一统。
忽必烈的忧虑，是雄主的远见与理性。他懂三百年王朝不易覆灭，懂统一的关键在民心与正统，这份清醒，成就了他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