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白崇禧秘书见面，得知其恋爱送上祝福，却反复叮嘱暂时不要与妻子离婚
1938年冬，武汉上空的炮火尚未熄灭，重庆后方却在悄悄酝酿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周恩来坐在一间没有招牌的小楼里，等的是桂系军阀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表面上，这是国共两条线的联络；实际里，谁都明白，这位年轻秘书的去留牵动着一条情报脉络，也影响着一段刚刚萌芽的感情。
谢和赓那时三十岁出头，外表一派斯文，却在白崇禧身边担任高机密文电整理。更微妙的是，他已是地下党外围情报员，一封封电报、一个个出入记录，都在他脑中过筛后暗暗汇往延安。日常行事极需谨慎，私人生活也不例外。家里有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妻子杜璇是表妹，成长时被长辈撮合，两人长期分居，各过各的。桂林、柳州的熟人都知道这桩“纸面夫妻”，可抗战岁月里没人深究，大家只当是小家庭的无奈。
真正让谢和赓犯难的，是舞台上的那位“黑眼睛姑娘”王莹。她原名喻志华，安徽芜湖人，幼年痛失生母，继母难缠，还被卖去当童养媳。谁料她靠着那股不服输的劲，竟考进芜湖女子师范，之后辗转长沙、上海，先学医学再投身话剧。舞台灯亮，她能一口气唱到嗓子嘶哑；灯灭，她就抱着小手电和同伴抄誓词、写标语。1937年，她在上海加入党组织，戏剧成了最好的掩护。

国难当头，文艺界掀起“救亡剧潮”。王莹与金山等人成立“文华剧团”，排演《放下你的鞭子》《同仇敌忾》四处巡回，门票收入与戏服、布景箱全数化作抗战募捐。有人以为她只在台上倾情呐喊，鲜少知道她台下用外科护士的身份运送药品，甚至在后台暗递情报。她的代号在党内档案里仅有三个字母，却曾数次挽救前线缺药的伤兵。这样的履历，让她在桂林偶遇谢和赓时，彼此只说几句话，就已心照不宣——同道。
1939年春，桂林纸烟里飘着微甜的桂花香。李克农带人到桂系大本营谈后方运输问题，恰好在茶楼里撞见谢和赓与王莹并肩而坐。李克农认识谢和赓，却不识王莹，出于礼节热情招呼：“老谢，你也在？”一句话让周边耳朵竖了起来。谢和赓脸色微变，当夜连写三份补充说明，解释“剧团与桂系宣传部有合作，见面纯属公事”。李克农回渝后被点名批评：这条暗线差点全盘暴露。好在危中有机——组织总算确认两人的感情并非一时冲动，而谢和赓更坚定申请转为正式党员。
就在此背景下，周恩来与谢和赓那场面谈显得格外重要。周恩来问：“你认定她？”谢和赓沉声回答：“认定了。”周恩来点头，却补了一句：“眼下不能离婚，你的身份尚未摘清，桂系那边的窗户纸戳破不得。”短短一句，折射了抗战统一战线的脆弱现实。桂系与中央微妙合作，任何家庭变动都可能引来额外审查，甚至拦断信息渠道。周恩来给的路径是：恋爱可以公开于组织，但外界须维持表面婚姻；工作性质决定两人暂时不得同居，更不宜留下书信把柄。

对年轻人而言，这要求近乎苛刻。王莹后来回忆：“我们常在暗淡的防空洞里对词，夜色一散，又得装作最普通的同志。”她有时会问：“这算什么爱情？”谢和赓只能压低声音回答：“再等等，总有一天能光明正大。”短短一秒，已占据心底全部柔情。
1942年初，日军扫荡更紧，蒋介石同意派文化代表团赴美争取国际援助。王莹、金山被选中，而谢和赓则以白崇禧秘书身份同行，名义上是联络美国政府、筹措物资。临行前，周恩来再次找来两人：“同船出发，异地生活。要记住，彼此是同志也是战友，先把学问和工作放在前面。”王莹爽朗地答“听组织安排”，谢和赓只点头。
从旧金山到纽约，再到耶鲁、哥伦比亚的讲坛，王莹用流利英文讲述北平沦陷、南京血火。台下一连串掌声中，她早年的苦难被讲成一个民族的缩影。谢和赓则在华侨社团、新闻界穿梭，搜集飞机、药品捐赠信息，按暗号寄回延安。两人身在同城，住址却相隔十几条街，偶尔只能在公共图书馆假装偶遇，交换卷宗。纽约街头霓虹闪烁，他们的情书被撕成碎片冲进下水口，只留下匆匆一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社会对华援助转向官方层面，民间活动反倒收紧。1945年8月日本投降，内战阴云又起。谢和赓与王莹的婚事仍被按下。桂系与蒋介石矛盾加剧，白崇禧借重这位老秘书，谢和赓惟有再披外衣，继续充当“缓冲阀”，直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京易帜，这层伪装才逐渐褪色。
1950年夏，朝鲜炮声震耳之际，北京民政部门迎来一对中年新人。男方四十一岁，女方三十九岁，从仪式到注册不过半天，却是整整十二年的等待。证婚人替他们留下一句话：“革命胜利不等于生活终点，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同年，王莹受邀加入中央电影局筹委会，把过去在百老汇学到的舞台调度、灯光设计引入抗美援朝新闻纪录片；谢和赓被分配到外交部筹备组，负责翻译与外事接待，熟稔的外语让他如鱼得水。
1955年，随着中美交锋进入冷却期，夫妇俩获准回国。上海滩外白渡桥上，王莹忍不住先喊一句：“空气都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