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陈毅迎来爱子出生，五个月之后为何会将孩子托付给当地乡绅抚养？
1942年10月中旬的阜宁夜色沉沉，秋虫断续低鸣，邹鲁山刚刚结束民兵点名，忽听院外脚步声。他推门，见一名新四军警卫员立在月影下，腰间驳壳枪闪着寒光。“陈司令有事相求，请先生入内。”一句话，已透露出不同寻常的紧迫。
邹鲁山当晚披衣赶到后屋，灯火微摇，陈毅正伏案摊开地图，衣袖上还沾着泥点。桌旁的藤筐内，婴儿正睡得酣香。陈毅抬头，压低嗓音：“孩子不能跟着部队跑了，留在你这儿，可行？”没等回答，他又补上一句，“只有五六个月，他哭一声，连团都得陪葬。”简短对话，定下了一段注定要写进地方志的小插曲。

回到五月二十五日，那是阜宁麦香最浓的时节。张茜在侉周村草屋中产下一子，战友们唤他“小侉”。满月那天，陈毅抽空带着警卫骑马赶来，左臂还缠着绷带。乡亲们塞满院子，他只来得及煮一碗酱油小面致谢，片刻后又匆匆返营。此后半月，日伪军的“清乡”一波紧似一波，刚学会啼哭的婴儿成了最危险的“信号弹”。
新四军军部此时正计划自盐城北撤至淮南。部队需夜行百里，穿越盐阜平原与宝应湖沼，随军百姓被要求“减重”，连口锅都得掂量。婴儿若同行，三重难关难以逾越：寒露后的湿冷、行军中无奶可喂、稍有啼哭便暴露目标。将帅再硬，也怕自己孩子拖累整团性命。这不是无情，而是算账：一条婴儿生命与数千官兵的生死全系于一线呼吸声。
选择托付给谁？在敌后，这等事等于把家底和性命交出去。邹鲁山的名字，自然而然跃入脑海。早在1941年春，两人因围棋结缘。那年某个傍晚，陈毅写信说“久闻府上藏有民国名手徐星友之谱，愿借观”，邹送棋谱到军部，顺便下了三盘，从黑白子里下出了信任。接着，减租减息运动推开，邹鲁山率先献出七十亩水田，引得佃农拍手。陈毅看在眼里，心里门闩“咔嚓”一声落定。

寄养决定做得痛快，执行却极讲章法。首先是身份伪装。邹家当晚宣称这孩子是“花二十块大洋买来的”，理由简单：邹鲁山膝下女儿居多，想收个男丁传香火。乡邻半信半疑，却不好深问。其次是生活安排。为了堵住好奇嘴巴，邹请来远房寡嫂做奶妈，并让她对外称“奶子领工钱”。夜里只要村口传来风吹草动，邹家便抱着孩子转进后院地窖，外面再放两条大黄狗，狗一吠，全院灯火瞬间熄灭。
阜宁地处苏北腹地，日伪特务与国民党便衣混杂。有人暗中打听孩子来历，意在探军情。邹鲁山一面命家丁携枪巡夜，一面装出不耐：“一个娃娃有什么稀奇？不就买来养老的么？”他的读书人身份加乡绅声望，外加自卫队三十多条枪，使得谣言没有立锥之地。不得不说，当地社会结构的韧性与人情网，在这时候成了最坚固的防护墙。

时间很快到了1943年端午前后，驻扎盱眙黄花塘的新四军三师迎来短暂喘息。侦察科判断阜宁的敌伪已转兵泰州，遂派联络员夜行船路赴邹家。接人的小分队在一棵老槐树下停船，皓月之下，小侉被裹进青布襁褓，偶尔咿呀两声，被杨婆婆轻轻拍回梦乡。八个月的寄养到此画上句号。临别时，邹鲁山只说一句：“务望珍重。”那是知识分子最简练的承诺。
几年后，战争尘埃落定。1945年冬，邹鲁山赴安徽参加新四军三师政治部工作，尤其擅长宣传与文化培训；1948年，在华东局批准下，他正式成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往上海崇明，负责启隆农场的垦荒与学校筹建，常常披星戴月，下田当工、夜里批材料。1951年盛夏，他因脑溢血倒在办公室，年仅五十二岁。公费安葬那日，陈毅身在北京，特电慰问：“鲁山同志功在人民。”

再说小侉。战后他被送往延安保育院，又随父母赴东北、进北京，改名陈昊苏。成年后留学苏联，学成回国从事外事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悄悄回到阜宁，专程磕头祭拜邹鲁山墓碑。碑文碑阴两行遒劲小楷，为他亲笔所书：一行写“义重如山”；一行写“父爱同天”。在他心里，苏北水乡的那段襁褓岁月，是永远的生命底色。
这桩寄养故事看似偶然，实则映照出抗日战争后方社会的利益交换与道义担当。托付孩子不仅是军事安全决策，也是一次深刻的政治信任实验。地方绅士通过保护革命后代，完成了对新政权的心理认同；革命将领通过交出骨血，向地方社会投下一纸最沉甸甸的公函。七十多年过去，陈氏与邹氏后人仍守着这一份情谊，这正是那个动荡年代留下的独特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