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名飞行员坠入深山，被好心的农民相救，27年后，农民的妻子打来电话：我的丈夫没钱治病，能否看在当年的救命之情帮忙一下......

1980年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处于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型的关键阶段。当时空军列装的主力战机主要是歼-6和歼-7系列。

这两款属于早期喷气式战斗机，技术可靠性有一定局限。发动机故障或者操控失灵的情况时有发生。根据相关航空史料记载，那个年代飞行员弃机跳伞的事件有一定的发生概率。

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国空军建立了一套以跳伞救生委员会为核心的搜救机制。凡发生飞行员跳伞事故，地方驻军以及基层政府须配合搜救。

由于当时通讯条件落后，加上山区地理环境复杂，正式的救援队伍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很多时侯，反而是当地的农民最先发现跳伞的飞行员。

1988年10月11日，飞行员何茂生驾驶战机在江西省贵溪市的山区发生机械故障，被迫跳伞。贵溪地处赣东北，山地丘陵密布，通讯设施十分简陋。搜救信号根本无法完全覆盖这片区域。

这时候，正在深山里采松脂的农民吴华富、吴华富的哥哥吴金明以及另外一名同乡听到了巨大的响声。吴华富和同乡顺着声音找去，发现了挂在树上的降落伞，何茂生受了重伤，胸口严重受伤并且伴随大量出血。

吴金明立刻拿出急救包给何茂生止血，随后吴华富和同乡把何茂生抬回了临时搭建的窝棚里休息。吴华富给何茂生喂了热水和麦乳精，何茂生短暂清醒并说出了何茂生自己的名字。

吴华富记住何茂生的名字后，连夜徒步跑向当地的乡政府汇报情况。

正是吴华富的这一路狂奔，成为了正式救援启动的最重要节点，何茂生这才得以被及时送到医院保住性命。

但是在何茂生醒来想找吴华富等人表达感谢时，吴华富等人早就拿着工具去别的山头继续干活了，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何茂生出院后，解放军内部的寻恩文化发挥了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伤员曾被当地平民救护，战后中国军队多次组织寻访活动，把这种寻访救命恩人的行为固定成了一种制度性的传统。

何茂生和部队在之后的二十六年里，多次前往江西贵溪寻找吴华富等人，何茂生查阅了林业局的档案，核对了当年的采脂队名单。

1980年带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性极大，吴华富等采脂工人进山干活没有固定的户籍登记，这导致何茂生的寻找一直没有结果。这一找就是二十六年。

2014年，南京军区空军的新闻干事陈汉忠将何茂生寻找恩人的事情写成了一篇名为《遥远的思念》的文章，并发布在网络平台上。

网络技术的发展成了最好的寻找工具。浙江丽水农家里的曾丽芳（吴华富的妻子）和女儿无意间看到了这篇文章，核对各项信息后，曾丽芳拨通了陈汉忠留下的电话号码。

何茂生终于和当年救命恩人吴华富通了电话。两人在电话里的激动无以言表。

美好的重逢并没有带来长久的喜悦，2015年春天，吴华富在地里干活时突然感到身体剧烈疼痛，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肝癌晚期。面对极其昂贵的医疗费用，曾丽芳万般无奈之下，给陈汉忠打去了求助电话。

了解情况后，空军领导直接下令派军用飞机去浙江接吴华富，要求用最好的医疗资源全力救治吴华富，所有费用由部队全部承担。部队对待保护军事利益的功勋平民给予医疗救助，在解放军内部是有明确历史规定的。

早在1950至1960年代，解放军总后勤部就出台过规定，要求对协助搜寻失踪战机受伤的平民予以救治。到了改革开放后，此类救助往往以部队首长特批的形式落实。

吴华富入住北京的空军总医院（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享受到了最顶级的医疗服务。这绝非单纯的感情用事，2013年湖南老农救助落水解放军战士的陈克贵案，也是采取了安排住院并承担费用的处理模式。

这说明空军部队对吴华富的救助是有制度依据和先例可循的。何茂生特意向部队请假，亲自来到北京空军总医院病房，守在吴华富的病床前照顾吴华富。

尽管医院用尽了最好的药物，吴华富的病情仍然迅速恶化。2015年12月，吴华富在北京的医院里病逝。何茂生赶到殡仪馆参加吴华富的葬礼。

在葬礼现场，何茂生亲手将一枚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纪念章别在了吴华富的衣服上。

空军纪念章代表着极高的荣誉，何茂生把这枚纪念章赠予一位非军人身份的农民，这在以往的公开记录中是极其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