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迈向发达国家，必须向日本和韩国学习，先成为消费大国。”在天津论坛会上，经济学家金刻羽曾急切呼吁推动全民消费，并以日韩为榜样。她指出，尽管我们科技实力强、人工智能发展快，但仅靠生产和出口无法实现真正的富裕，只有像日韩那样依靠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才能成功。
回看历史的轨迹，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历过和我们极其相似的阶段。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在二战的废墟上重建，凭借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和拼命三郎般的干劲，把纺织品、廉价收音机源源不断地倾销到欧美市场。那时候的日本工人同样累得直不起腰，国家外汇储备蹭蹭往上涨，但老百姓的餐桌上依然清汤寡水。
随后，巨大的转折点出现了。面对欧美越来越猛烈的关税大棒和贸易保护主义，日本政府猛然醒悟：把经济的命脉全绑在别人的消费船上，风险太大了。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拉开帷幕。政策的核心逻辑简单粗暴又极其有效：想尽一切办法让工人的工资翻倍，让老百姓手里有真金白银。
当日本普通家庭的收入大幅增加后，奇迹发生了。老百姓不再只盯着银行存款的利息，他们开始疯狂购买本土制造的彩色电视机、双门电冰箱和家用小汽车。大家开始在周末带着全家去箱根泡温泉，去北海道滑雪。这种排山倒海般的国内消费需求，直接把索尼、松下、丰田这些原本只做低端代工的企业，硬生生“喂”成了全球顶尖的科技和制造巨头。日本之所以能稳稳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靠的正是国内那庞大且极具购买力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自己生产了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同时他们自己也有底气去消费这些好东西。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韩国。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韩国高度依赖财阀出口重工业的经济模式瞬间遭遇毁灭性打击。痛定思痛之下，韩国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内部经济大手术。他们开始大力扶持文化娱乐产业，鼓励数字技术创新，同时通过大规模普及信用卡等金融工具，极其凶猛地刺激国内消费。
短短十几年间，韩国老百姓的消费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韩国人开始极其热衷于购买本土的高端化妆品，疯狂消费本国的流行音乐和影视剧，满大街跑的也几乎全是本土品牌的汽车。这种强大的内部消化能力，让韩国经济在之后的多次全球经济动荡中都能迅速稳住阵脚。韩国人通过提升本土市场的“胃口”，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向高端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制造业的华丽转身。
视线拉回咱们自己身上。当下的全球经贸环境，正如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熙燮在天津接受新华社专访时所言，关税冲击等保护主义正在不断蔓延。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里，把宝全押在出口上，无异于在风浪中走钢丝。
我们拥有极其发达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李熙燮秘书长走访中国各地时，对我们在新质生产力上的突破赞不绝口。他深知中国聚焦科技创新和绿色产业，不仅能拉动自身增长，更能为亚太甚至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心剂。但问题在于，这些代表着未来趋势的高科技产品，绝不能仅仅沦为出海赚外汇的工具，它们理应首先用来大幅提升我们本国国民的生活品质。
令人振奋的是，国家层面的战略航向已经给出了明确的信号。就在今年6月26日的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掷地有声地宣告：中国将持续打造发展大国、消费大国、创新大国。请仔细品味“消费大国”这四个字，它与发展、创新被并列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绝对核心位置。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也释放了强烈信号，我们要以融入全球市场为世界经济贡献中国动能。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布伦德更是呼吁，必须摒弃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全面回归双赢共赢理念。而中国想要与世界实现真正的双赢，前提必须是我们拥有一个能吸纳海量全球优质商品和本土高端制造的超级内需市场。
老实说，咱们中国人从不缺乏消费的欲望，大家缺的往往是消费的底气。我曾和一位在广东开智能家电工厂的朋友聊天，他的无人工厂里生产着全球最先进的扫地机器人，订单排到了明年。可他手底下那些操作精密仪器的技术工人，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依然是雷打不动地存进银行。大家心里都有一本清晰的账：父母看病需要钱，孩子上补习班需要钱，将来自己养老还需要钱。在这些沉重的家庭防御性储蓄面前，任何关于“消费升级”的宏大叙事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这就回到了问题的最深处。要想真正成为日韩那样依靠内需驱动的发达国家，我们面临的挑战远不止是多发几张消费券那么简单。我们需要进行更加深度的系统性改革。我们要构建起一张像防护网一样密实、让人安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住房不再轻易掏空三个钱包，当医疗资源能够更加公平普惠地覆盖每一个普通家庭，当教育焦虑得到实质性的缓解，老百姓紧绷的神经才会真正放松下来。
只有解除了后顾之忧，那个被压抑已久的、庞大的中国消费引擎才会爆发出震撼世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