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的一个深夜，几声枪响打破了河北邢台63军军部家属院的寂静。
部队政委曹步墀的妻子邢玉荣倒在血泊之中，副政委杨兆魁肩部中弹，而行凶者，竟是该军副军长余洪信。
一名副军长在军部大院行凶杀人，并且携枪外逃，此案在那个年代极为罕见，一张印有余洪信照片和体貌特征的全国通缉令随即被紧急下发。

余洪信并非无名之辈。
他1925年出生于河北省武强县孙庄乡，1942年入伍，因身材高大魁梧、面色黝黑，在侦察兵岗位上练就了一身能飞檐走壁、双手使枪的本领，打起仗来从不畏死。
在解放石家庄的战役中，他冲锋陷阵的身影被摄入电影《解放石家庄》的镜头；在抗美援朝的金城战役中，他作为尖刀营营长，带领部队勇猛穿插、浴血奋战，出色完成了突击任务。
这些赫赫战功为他赢得了“李向阳式的战斗英雄”美誉，凭借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余洪信在和平年代平步青云，先后担任团长、副师长、参谋长等职，1966年升任187师师长，1969年11月，年仅44岁的他被任命为63军副军长。

然而，战场的骁勇并未转化为治理地方的智慧与德行。
余洪信身上始终带着浓厚的军阀习气，他看不起政工干部，对同级和下级动辄责骂，许多人都惧怕他三分。
头部残留的弹片每逢阴雨天便引发剧痛，这或许也加剧了他性格中的暴躁与刚烈。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为应对可能的战争，中央决定对内蒙古部分地区实行军事管制。1970年，63军奉命开赴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和包头市一带，执行战备支边任务，余洪信被任命为包头、巴盟及张家口一带的北方边界总指挥。
大权在握的他，从未当过“父母官”，却将地方如同军队一般管理，其军阀作风暴露无遗。
他在火车站当着上千群众的面辱骂地方干部，在百货商店看到中意的手表直接拿走，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利用职权，在短时间内以引诱、胁迫等手段奸污、猥亵妇女三十余名，受害者慑于其威势，大多敢怒不敢言。

凶案的直接诱因，正是余洪信在巴盟的累累罪行被一位受害女医生揭发。
当总政治部工作组抵达巴盟时，这名女医生呈交了控诉信，详述了余洪信强奸、侮辱妇女的劣迹，此信层层转交，最终寄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
与此同时，随着1972年5月内蒙古前线指挥部被撤销，余洪信离开巴盟后，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举报信如雪片般飞向北京军区和国务院。
63军奉命核查后，报请北京军区批准，对余洪信作出停职检查的处理。
调查期间，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等领导对余洪信的问题态度严厉，要求严肃处理，这使得余洪信惶惶不可终日。
1972年5月17日早晨，余洪信得知北京军区张正光副政委即将亲临63军，他偏执地认为，张政委此行必定是来宣布对自己的严惩，甚至可能是死刑。
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前途的彻底灰暗，将这个曾不可一世的战斗英雄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8月18日凌晨两点，余洪信从家中走出，直奔军直属侦察连手枪班，取走两支手枪和子弹。
他返回家中时，妻子李俊芝发现他口袋中的手枪，惊恐地上前夺枪，在争执中手枪走火。
这声枪响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彻底冲昏了余洪信的头脑。
他挣脱了上前抱住他的女儿，一不做二不休，开始了他疯狂的报复。
他首先奔向军长阎同茂的家，急促敲门，阎同茂听出叫声中的杀气，没有开门。随后，他又转向政委曹步墀家，曹步墀听到枪声后警觉地滚到床下，并嘱咐妻子邢玉荣不要开灯，但邢玉荣还是坐起来开了灯，余洪信从卧室窗户向内开枪，邢玉荣当场身亡，曹步墀则躲过一劫。
从曹家出来后，余洪信迎面撞上副政委杨兆魁，二话不说连开两枪，击中杨的肩膀。之后，他又打伤了正在打电话报告情况的通信员张彦平，并向闻声赶来的保卫干事开枪。
在制造了一系列血案后，余洪信竟从戒备森严的军部大院从容逃走，他是如何逃脱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案发后，全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在全国性的大搜捕中，谣言四起，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
为核实线索，刑侦专家乌国庆等人疲于奔命，从南国到北疆，经历了无数次扑空。有雷达站的军车在荒滩上试车，被搜捕部队怀疑是余洪信企图越境，险遭冲锋枪打成筛子；有女知青所在的兵团全连出动，在沙漠里折腾半宿也一无所获。更有甚者，在黄河老牛湾发现一具腐烂浮尸，头上有疤，特征极似余洪信，乌国庆等人历经艰辛赶到，检验后发现头皮下并无弹片，且此人阑尾尚在，从而排除了嫌疑。

余洪信的尸体最终在1972年6月被发现。
太原铁路局的两名工人在山西榆次南郊的一片麦田里，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压倒了麦子，旁边散落着两把手枪。
这一次，乌国庆进行了极其严谨的鉴定：他核对了枪号，与63军上报的完全一致；死者头部有伤疤，与余洪信的特征吻合；血型与其档案记录相符；身上的一串钥匙，能分别打开余洪信的家门和办公室门；其妻子也证实死者身穿的毛衣是她所织。
最关键的死亡方式鉴定显示，死者头部两侧太阳穴同时存在接触射击的射入口和射出口，这表明他是双手同时举枪，抵住自己的头颅扣动了扳机，畏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