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70后，对“东北二王案”大概都是有鲜明记忆的。
当时，由于二王在逃亡途中多次突破警方的包围圈，很多人便煞有介事地传说，二王是某某部队里百步穿杨的试枪员，或是身经百战的射击教练，枪法极准且拥有极强的野外生存能力和反侦察心理素质。
更有甚者，将他们的暴力行径粉饰成了“杀富济贫”或“替天行道”，造谣说他们只杀政府人员，不祸害平头百姓，甚至编排出他们是因为在部队遭遇不公、见到领导腐败才愤而杀人反抗的离奇故事。这些匪夷所思的传言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大人们只要喊上一句“东北二王来了”，再调皮哭闹的孩子都会吓得立刻止住眼泪，其威慑力甚至超越了传统故事中的“大灰狼”。
不仅如此，由于当时的刑侦技术和跨省协作机制十分落后，警方长时间未能将二王抓获，民间甚至传出了动用二炮部队对某林场进行地毯式轰炸的荒诞谣言。
还有，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老百姓中不乏流传着要把“公安局改成粮食局”的讽刺之语，以此来揶揄公安干警只会吃饭不办事。

驱散谣言，现实中的二王并非传说中那般钢筋铁骨，根据后期披露的资料显示，弟弟王宗玮身高不到一米七，身体素质并不出众；而哥哥王宗坊更是身型瘦小，且早年间就因盗窃有过劳改经历，完全不像民间流传的那般神通广大。
与大家想象中的社会闲散人员不同，二王其实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一个体面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家林、母亲王春芳都是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的教师，家中养育着四个孩子，算得上是那个年代令人羡慕的“书香门第”与“双职工家庭”。
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教师家庭的生活水平至少处于中上游，不愁吃穿且拥有稳定的社会地位。
然而，这样一个本该教书育人、培养国家栋梁的家庭，却偏偏在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上彻底走了偏。父母王家林夫妇虽然身为人民教师，却对这几个孩子极度护短与溺爱，从不懂得如何进行品德教育。
小时候二王与同学发生小摩擦，他们的父母从来不是先检讨自家孩子的过错，而是偏心地护着二王，反让别的小孩赔礼道歉。
长此以往，这种畸形的家庭教育模式使得两兄弟变得极其嚣张跋扈，他们不仅随意欺负同学，甚至开始偷拿同学的文具和零花钱。
作为哥哥的王宗坊在这种纵容下越陷越深，他念小学时就混迹于扒手之中，在闹市里掏包行窃，开始了撬门砸锁的犯罪生涯，并先后在1974年和1975年两次被公安机关拘留。
面对法律的制裁，他们的母亲非但没有借机严加管教，反而扔下学校里等待上课的学生不管，带着犯罪的儿子四处躲藏，将其隐匿在亲戚家中，这样的举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疑是极其不光彩的。

至于二王最终犯下血案，究竟是偶然的激情犯罪还是蓄谋已久的阴谋，通过层层剥开的真相，答案显然是后者。
在案件的初期，1983年的大年三十中午，二王混入沈阳空军463医院企图偷盗，原本只是一起偷窃未遂的治安小案。
当他们被医院的医护人员堵在房间内盘查、眼看盗窃行为即将败露之际，二王竟毫不犹豫地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极其冷血地对着手无寸铁的医院工作人员疯狂扫射，造成多人死伤。
这种不计后果的极端暴力手段，恰恰暴露了他们身上早已背负重案的亡命心态。
事发后警方的深入调查揭开了真相：弟弟王宗玮当初积极参军入伍的真正目的，并非其父母所欣慰的“光宗耀祖”或是报效祖国，而是他内心深处“要做刺激的事，搞快钱搞大钱”，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想尽办法搞到枪支弹药。
他趁着服役保养枪支的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手枪和上百发子弹、甚至手榴弹藏在暗处分批带出，退伍时尽数私自带回了家中。
更令人心惊的是，早在1976年，二王就已经翻入沈阳市大北监狱的值班室，胆大包天地盗窃了三支军用制式手枪。
那个年代的法制建设尚在恢复，社会治安管控相对松懈，但盗窃普通物资与盗窃军用武器是截然不同的重罪。他们不惜冒着被枪毙的风险也要疯狂囤积军用武器，这绝非生活所迫的偶然，而是早就为日后做大案、行凶反抗铺好了道路，是一场早有预谋的罪恶之旅。

关于二王案还有一个谣言，说二王在463医院行凶杀人后，回家收拾东西准备逃亡时，枪杀了要拉他们自首的父母。
从上述二王父母对二王一贯的溺爱袒护，我们就知道，他们不可能这样做，事实上，二王父母在案发前后的真实表现，是很坏的——
当大年三十的那场血腥枪案发生后，二王慌忙逃回家中，弟弟王宗玮拿着带血的手枪催促母亲赶紧收拾行李跑路。
看到儿子神色慌张、手里还拿着枪，身为知识分子的王家林夫妇不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滔天大祸，然而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身为教育工作者应有的觉悟，没有劝儿子投案自首，更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而是在惊恐和极端的利己主义驱使下，选择了沉默与包庇，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儿子带着武器仓皇踏上逃亡之路。

有人评价二王案，罪恶，没有偶然。
当恶魔出现的时候，我们不能用他们是天生的来敷衍，用一棒子打死真相。
大部分的恶魔，都不是一天成恶成魔的，无论何时，当惨案发生，我们都应该追问，是谁养成了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