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会是天津青帮头目，他和杜月笙一样在黑白两道混得极开，又很有势力，因此就有“南有杜月笙，北有袁文会”的说法，袁文会多次想邀杜月笙见面，可杜月笙始终推辞，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袁文会和杜月笙都是青帮里头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在天津，一个在上海，各自把持一方地盘，势力都很大。两人手下门徒众多，在码头、赌场、烟土生意上都有交叉，鸦片贸易一直是他们之间主要的生意往来。
杜月笙那边负责货源和上海的转运，袁文会在天津负责海河码头的卸货、分销和保护，利润分成按规矩走，合作算得上稳定。袁文会一直很看重杜月笙的名头，觉得能跟这样的大人物拉上更近的关系，对自己在北方的地位有好处，所以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多次托中间人带话、送礼，提出想当面见一见，地点可以是天津或者上海，时间也灵活。

杜月笙每次接到消息，都让手下以事务忙、上海那边事情多为由推掉，从来没有答应过。中间人来回跑了好几次，带回的答复一直都是婉拒。
袁文会不死心，继续派人递东西、说好话，杜月笙那边还是挡着，没给任何确切的见面机会。表面看两人地位相当，生意上也打交道，但杜月笙就是不肯深交，这里面有原因。
其实关键在于两人行事路数不一样。袁文会在天津靠抢夺和暴力手段垄断赌场、妓院、花会和码头，动作比较直接。
1935年，他跟日本关东军特务小日向白郎搭上关系，在天津成立普安协会，专门网罗青帮分子和其他闲杂人员，散布要求华北自治的言论，为日本在华北的活动造舆论。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天津很快沦陷，袁文会直接投靠日本宪兵队，组织手下替日本人搜集情报、镇压抗日力量，还成立会德号对外说是旅馆，实际骗青壮年进去，然后强行送去东北或者日本做劳工，干挖煤、修铁路那些最苦最危险的活。
名义上给点预支工钱，实际大部分被扣，日本人发的粮食他也倒手卖掉，只留稀粥让人勉强活着。这些勾当让他赚了不少钱，还出钱买飞机捐给日本关东军，表现得特别卖力。
杜月笙虽然也做黑道生意，但在民族大义上守着底线，不愿意跟公开投靠外敌的人走得太近。袁文会的这些做法传开后，杜月笙更觉得没必要见面，鸦片生意虽然继续维持，但人情上保持距离。
两人同是青帮悟字辈，表面上“南杜北袁”并称，可实际差别就在这里，杜月笙不愿意因为私人来往沾上袁文会的那些事。抗战胜利后，1945年日本投降，袁文会本该被清算，可他给国民党官员送了大笔贿赂，只判了七年徒刑。
1949年天津解放后，案子重新审理，过去受他欺压的老百姓排队到法院控诉他的罪行。1950年12月25日，天津人民法院以汉奸罪判处他死刑，当天执行枪决。那一年他49岁，一生就这么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