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位共产党员被捕，为了保命，他主动交代了一份12人的名单。特务们大喜，但看到名单上的人后，却吓的冷汗直流，大惊失色！

主要信源：（红村网——《盛超群：正义之笔让敌特恨之入骨》）

1948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的地下斗争中感受到巨大压力。

一份名为《挺进报》的中共地下刊物在暗中流传，令当局极为恼怒。

负责特务工作的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接到严令，必须破获此案。

不久，军统特务在川东地区抓捕了中共地下党员盛超群，企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一举摧毁当地的地下党组织。

盛超群被捕后，面临酷刑，非但没有屈服，反而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圈套。

写下了一份包含十二名国民党云阳县要员的“地下党名单”。

导致敌人内部陷入混乱与猜忌，上演了一出真实版的“谍中谍”。

盛超群，四川云阳人，青年时期即投身进步事业。

他曾辗转求学，接触革命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在当地从事地下工作。

他文笔犀利，曾参与进步报刊的编辑，以笔为枪，揭露社会黑暗，因此很早就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列为注意目标。

1948年1月，他在万县活动时，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侦悉踪迹，遭到秘密逮捕，随即被押送至重庆，关入著名的渣滓洞监狱。

负责审讯他的，是军统大特务徐远举。

徐远举以手段凶狠著称，他对盛超群这个“要犯”寄予厚望，指望能从他口中挖出川东地下党的核心机密。

审讯室里，皮鞭、老虎凳、电刑等种种酷刑轮番施加在盛超群身上。

连续的拷打使他遍体鳞伤，多次昏厥。

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意志如钢，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肉体折磨，始终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的真实情况。

他知道，自己多坚持一刻，就能为外面的同志多争取一分转移和安全的时间。

在经历数日非人折磨后，盛超群意识到，单纯的硬抗可能并非最优策略。

敌人不会轻易罢手，而自己牺牲事小，若能利用敌人的心理，制造更大的混乱，或许能更好地保护组织和同志。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心中成形。

当徐远举再次审讯时，盛超群表现出精神濒临崩溃、意图妥协的姿态。

他假意表示愿意“招供”，以换取“宽大处理”。

徐远举信以为真，以为酷刑终于奏效，立即令人送上纸笔。

盛超群强忍剧痛，用肿胀的手握住笔，开始“交代”。

他并没有写下任何真实同志的名字，而是凭借自己对云阳地方情势的熟悉，写下了一份十二人的名单。

这份名单上的人物非同小可，他们不是别人。

正是云阳县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头面人物，包括县警察局长、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财政负责人等。

盛超群煞有介事地为每个人编造了“地下党职务”和“工作任务”。

比如“负责暴动策划”、“负责经费筹措”、“负责情报联络”等等，细节详尽，逻辑看似严密。

这份“重磅名单”让徐远举如获至宝。

虽然名单上人物的身份让他有一丝疑虑。

但在“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思维下，加之破案立功心切，他未及深究，便迅速下令按名单抓人。

于是，一场荒唐的抓捕行动在云阳县展开。

一夜之间，多位在当地有权有势的国民党官员从家中或办公室被特务带走，罪名是“共党嫌疑”。

这些人在被拘押后，无不喊冤叫屈，竭力辩白，出示党证、委任状以证明自己的“忠诚”。

审讯室内，这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官员，也尝到了他们曾施加于人的刑讯滋味，场面一片混乱。

随着审讯的深入，破绽逐渐显现。

这些官员的背景清晰，过往行为并无通共嫌疑，相互间的供词也矛盾百出。

特务们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核查，最终发现这很可能是一个圈套。

当徐远举意识到自己可能被戏耍后，恼羞成怒，再次提审盛超群。

面对气急败坏的敌人，盛超群坦然承认名单是假，并嘲讽道，此举正是要让敌人“自相残杀”。

他的计谋取得了部分成功，不仅切实保护了真正的党组织。

让国民党云阳地方政权内部一时人人自危，相互猜忌，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达到了扰乱敌后的目的。

盛超群的英勇与智慧，激怒了国民党当局。

1949年11月，在重庆解放前夕。

徐远举下令将盛超群与一批革命者在歌乐山电台岚垭秘密杀害，并将其遗体投入镪水池毁迹。

盛超群英勇就义，年仅30岁。

盛超群的故事，是革命战争年代无数智慧与勇气兼备的地下工作者的缩影。

他在身陷囹圄、遭受酷刑的绝境中，没有被动地等待牺牲。

而是主动运用智慧，将审讯室变为另一个战场。

以一纸假名单为武器，导演了一场令敌人内部混乱的精彩反击。

这不仅仅是对肉刑的抗拒，更是精神上对敌人的极致藐视与战术性打击。

他的行为，展现了共产党员在严酷斗争中所具有的坚定信仰、过人胆识与应变智慧。

同时，这个事件也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愚蠢与内部倾轧，以及其统治根基的脆弱。

盛超群烈士的英名与他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闪耀着不灭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