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山东曲阜孔府内宅，一声婴儿啼哭划破了沉寂。一个男婴的降生，让整个孔氏家族都松了一口气，孔子血脉终于有了传承。

然而，这个孩子从出生起就背负着沉重的命运。他是遗腹子，父亲孔令贻在他出生前已经去世。更不幸的是，出生仅十七天，生母王氏因产褥风病逝。

这个襁褓中的婴儿，就是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

孔德成的童年是在深宅大院里度过的。嫡母陶氏将他抚养长大，但十三岁时，陶氏也撒手人寰。据孔德成的二姐孔德懋在《孔府内宅轶事》中回忆，少年孔德成内心孤寂悲凄，他从未见过亲生父亲，生母早逝，二姐出嫁后，他给自己起了表字“孑存”，可见其伶仃心绪。

尽管如此，孔德成自幼聪慧好学。百日之后，他按惯例承袭了衍圣公的爵位。1935年，十五岁的孔德成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请撤“衍圣公”爵号。当时的民国政府封其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享受特任官待遇。这个十五岁的少年，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特任官，这个纪录迄今无人打破。

就在那一年，日本方面邀请孔德成赴日参加东京汤岛圣堂孔庙的落成典礼。面对日本人的拉拢，少年孔德成展现出了惊人的骨气。他深知国耻未雪，日本方面居心叵测，断然予以拒绝。其后，日本方面又派人到曲阜设宴相邀，他再次以病推辞。

1936年6月，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派员秘密拜会孔德成，欲以月俸两万元聘其为“孔圣传教使”，赴日宣扬孔教。孔德成不仅拒绝，还将此事公诸舆论并报告当局。他的民族立场，赢得了国人的尊敬。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的烽焰逼近曲阜。孔德成不愿在日寇的铁蹄下苟且偷安，决定离开故乡。1938年1月2日凌晨，他偕怀孕待产的夫人孙琪方仓促出走。

那一夜，孔府内静得可怕。历代衍圣公均以奉祀祖庙为职守，自孔子以下至孔德成已历七十七代，历史上只有第四十八代衍圣公孔端友为避金兵侵凌而随南宋皇帝南迁离府。孔德成夜半秘密辞庙，待到清晨，孔府的数百名仆役得知他凄惶离开的真相后，放声大哭。

蒋介石特别电令在山东曲阜一带驻军的孙桐萱将军妥为保护，将孔德成送出山东。他们从兖州乘火车经徐州、郑州，于1月5日抵达汉口。

在武汉，孔德成发表了抗日宣言，号召孔子后裔与全国人民坚决抗日，决不妥协。国民党军委和文化界行动委员会为他举行了欢迎会。蒋介石在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闻孔德成衍圣公不愿附倭来汉，甚欢也。”随后，蒋又两次召见孔德成，优加关怀。

武汉陷落后，孔德成转往重庆，被安排在歌乐山居住。蒋介石特在歌乐山为其修建了奉祀官府，并让他参加国民党参政会。在重庆期间，孔德成师从吕今山、丁惟汾、王献唐等学者读书，也颇受友人傅斯年与屈万里影响。

1948年，孔德成赴美国进行文化考察，任耶鲁大学研究员。次年归国后，应国民党当局之请迁往台湾。这一去，他再也没能回到故乡曲阜，再没有祭拜过祖宗林庙。

在台湾，孔德成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先后担任台湾大学教授、台北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等职。自1955年起，他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人类学系兼任教授，讲授《三礼研究》《金文研究》《殷周青铜彝器研究》等课程。

在台湾大学文学院第十九教室，每周都能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拄着拐杖缓缓走来。他就是孔德成。即使只有两位学生来上课，他仍然十分认真地开讲，读起古文来抑扬顿挫、声音洪亮。

1990年，孔德成的二姐孔德懋应邀访日时，姐弟俩终于见了一面。这对年逾古稀的老人久久抱头涕下。孔德成为二姐写了一副对联：“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江山万里，亲情阻隔，这是令人慨叹的悲剧。

孔德成的学生叶国良回忆说：“在他身上能清晰看到孔子的影子，望之俨然，即之却温。”看似温雅，但治学颇严，尤其是对学生，在学习态度上要求极其严格。

2008年10月28日，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在台北病逝，享年88岁。消息传到他的故乡曲阜，人们对这位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舛的末代衍圣公，表示出深深的怀念之情。

孔德成的一生，从一个孤独的遗腹子，到肩负家族使命的衍圣公，再到拒绝日寇拉拢的爱国者，最后成为在台湾传道授业的一代鸿儒。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什么是“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

作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负有传承孔子血脉及学说之责。但对于“使命感”这三个字，老先生却大声连说“不敢当”，“中国人嘛，多念中国书就是了。”

这就是孔德成，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文化传承的读书人，一个在民族危难时展现气节的圣人后裔，一个在讲台上耕耘半个世纪的普通教师。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传奇，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