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董竹君爱上已婚的陈清泉。陈清泉的夫人对她说：“你知道破坏别人家庭很痛苦，你为何将痛苦施加于我？”董竹君愣了一下，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主要信源：（民盟中央——董竹君的红色往事）

在二十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董竹君女士的一生堪称传奇。

她以非凡的勇气挣脱封建枷锁，从社会底层奋起，最终成为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和妇女运动的先驱。

她97年的人生跨越了晚清、民国与新中国，其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变迁紧密交织。

在事业与理想的奋斗之外，董竹君的情感世界也并非一片空白。

她与爱国侨领陈清泉之间，曾有过一段深刻而克制的情谊。

这段情谊无关风月，却胜似知音，在战火与离乱的时代背景下，演绎了一段超越世俗的深沉牵挂。

董竹君与陈清泉相识于她人生中一段颇为艰难的创业时期。

她已与曾经的革命伴侣、四川督军夏之时分居，并毅然带着四个年幼的女儿离开成都，前往上海谋求独立。

她决心创办“群益纱管厂”，这不仅是实业救国的尝试，更是她个人争取经济与人格独立的实践。

一位单亲母亲在当时的社会的创业之路充满艰辛，资金匮乏是首要难题。

正是在此际，经友人庄希泉介绍，刚从南洋归国、心怀实业救国理想的华侨商人陈清泉走进了她的生活。

陈清泉与其他几位侨商决定投资“群益”，其公开理由是“扶持国人自办企业，对于抵制日货是一把利剑”。

这番言论所流露出的民族气节与家国情怀，深深打动了同样心怀家国的董竹君。

她望向这位身材高大、言辞恳切的资助人时，眼中除了感激。

在随后围绕工厂事务的频繁接触中，两人逐渐熟悉。

陈清泉欣赏董竹君的坚韧、智慧与远见。

而董竹君也感受到，陈清泉并非唯利是图的寻常商人。

他们开始超越商业合作，成为可以交流思想、探讨人生的朋友。

董竹君性格谨慎，尤其注重保护个人名誉，为了避免流言蜚语，她与陈清泉会面时，常常带着自己的女儿们。

令人动容的是，陈清泉非但不以为忤，反而真诚地与孩子们相处融洽。

当时董竹君虽已分居，但法律上仍未完成离婚手续。

而陈清泉在菲律宾已有家室，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妻子。

他们将情感升华为对共同理想的追求，董竹君向陈清泉讲述她的革命理念与社会抱负。

而陈清泉则表示理解与支持，并说“我慢慢加入和你一起干”。

这份超越男女私情的精神共鸣与并肩前行之约，成为他们关系中更为厚重的基石。

外界的压力与误解仍不可避免。

空间的距离并未斩断牵连，当董竹君的工厂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炸毁、她本人蒙受不白之冤时。

是远在菲律宾的陈清泉挺身而出，设法传递证据，为她洗清冤屈。

这份雪中送炭的信任与仗义，超越了普通朋友的情分。

面对上海日益紧张的局势，陈清泉曾建议董竹君前往他的家乡厦门暂避，这份安危相系的关切，不言自明。

命运的再次交集发生在烽火连天的菲律宾。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因长女夏国琼在菲蒙冤，董竹君亲赴马尼拉。

此时，她已正式离婚，恢复自由身；而陈清泉也专程从任职的纳卯省前来看望。

这次重逢，两人的身份处境已悄然变化，但陈清泉的婚姻枷锁依然存在。

他们深谈七日，从国事到私谊，情感在压抑中汹涌，却依旧被理性与道德牢牢约束。

陈清泉在离开前，向董竹君吐露了打算离开家庭与职位、前往苏联考察后回国工作的决心。

这近乎是一种隐晦的告别与承诺，暗示着他试图挣脱既有束缚，奔赴可能与她的未来。

这个未及展开的愿景，旋即被陈清泉妻子的突然造访所打破。

陈夫人娥欢的激烈指责与对董竹君过往出身的刺痛性嘲讽，让董竹君在极度的委屈与自责中。

她强忍悲痛，催促陈清泉离开，并决心尽快返回祖国。

不久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律宾沦陷。

董竹君与女儿们在战乱中颠沛流离，更惊闻陈清泉因坚持抗日立场而被日军逮捕。

此刻，个人情感的纠葛在民族大义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董竹君不顾危险，前往纳卯，从已陷入慌乱无助的陈夫人娥欢那里接过药品与衣物，冒险探监。

在阴森的日军牢房里，这对饱经沧桑的知己终于有了此生唯一一次的坦诚相对。

隔着牢栏，说出深藏心底的遗憾与慰藉：“能赢得你的真挚情感，是我此生最大的慰藉。”

而董竹君也终于承认，她深刻理解并敬重眼前这个在国难与私情中皆担当无愧的男子。

短短几分钟的会面，凝聚了半生的情谊与理解，旋即又成永诀。此后，陈清泉因坚拒与日寇合作，英勇就义。

陈清泉的牺牲，将他与董竹君的情谊永恒地定格在超越生死的层面。

这份感情，始终在发乎情、止乎礼的范畴内，混合着知己的懂得、同志的并肩、患难的扶持与家国的共鸣。

它从未僭越世俗的边界，却深深烙印在彼此的生命里。

1984年，已至耄耋之年的董竹君，在收到一本载有陈清泉事迹的史书时。

抚摸着书中故人的照片，不禁老泪纵横，恳求将书留下。

时光流逝近半个世纪，那份深埋心底的怀念与痛楚，依然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