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解放军在大凉山抓到一个独眼土匪，审讯后军区首长震惊：这不就是17年前救了7000红军的船夫吗！

1935年5月，大渡河边的夜还带着凉意。

红军被逼到了绝路上。前头是滔天河水，后头是紧咬不放的追兵，枪口密密麻麻地架在对岸。国民党的通告贴满了街头：谁敢帮红军，抓住就枪毙。

船？早就被掠光了。

就在大伙儿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二十出头的本地船夫站了出来。他叫帅仕高，水性好得邪乎，河道在他脑子里就像自家院子。

他对上门的红军干部只说了一句：“你们要是真为穷人打天下，我就把这条命豁出去。”

5月25日拂晓，浓雾像老天爷特意铺好的掩护。帅仕高和几个伙伴载着17名红军突击队员，把小船划进了汹涌的河水里。

雾一散，枪炮声就炸开了。

子弹贴着船舷飞，炮弹在船边炸起冲天水柱。帅仕高弓着腰，手里的竹篙像生了根，硬是在惊涛骇浪里劈出一条血路。突击队员们用身体替他挡子弹——这是用命换命的买卖。

船一靠岸，勇士们跳下去冲锋。

可这只是开胃菜。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帅仕高几乎没下过船。手掌被磨得血肉模糊，竹篙染成了暗红色。他迅速召集起七十七名船工伙伴，凭借一艘小小的渡船，将七千余名红军战士分批平安渡到了江对岸。

临别时，彭德怀塞给他8块银元。帅仕高推不掉，悄悄在船舷上刻了两个字——“渡义”。他觉得这辈子干了件敞亮事。

他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噩梦的开始。

红军刚走，国民党军就杀回来了，开始清算法西斯“通匪”的人。帅仕高得到消息，连夜往大凉山里跑。

他逃了。可他的家没逃掉。

父亲被抓，受尽酷刑，至死没吐露一个字。母亲、妻子、孩子被赶出家门，失踪了。

一次义举，整个家散了。

而逃进大凉山的帅仕高，对此一无所知。

大凉山深处，他隐姓埋名，成了彝族头人的奴隶。放牛、砍柴、背水，睡在牛棚里，吃残羹剩饭。苦难一个接一个——被牦牛顶瞎了左眼，用草木灰糊弄止血。染过疟疾，被毒蛇咬过，在暴风雪里迷过路。

十七年，六千多个日夜。

曾经体格精壮、常年行船的汉子，历经无数风雨洗礼，如今落得腰背弯曲，也只剩下一只眼睛能视物。

夜里他常梦见大渡河的浪和家里的灯火，醒来只有刺骨的冷风。他不敢回去，也几乎忘了自己是谁，只剩下“活着”这一个念头。

1952年春天，剿匪的枪声打破了大凉山的沉寂。

解放军从岩洞里押出一群破衣烂衫的人。其中一个只剩左眼的老头，裹着破旧的察尔瓦。军官正为语言发愁，这老头突然开口：“我会说汉话，也会彝语，要翻译吗？”

一口清晰的普通话。

他报了名字：帅仕高。

指挥官鲁瑞林愣住了。他赶紧发了加急电报到成都。

没人能想到，这个蜷缩在土匪堆里、瘦得皮包骨的独眼老人，竟是十七年前在大渡河上为红军劈开生路的“船王”。

他被紧急送往成都。检查结果触目惊心：长期饥饿、满身旧伤、左眼永久失明。

紧接着，一份报告递到他手里——家破人亡。

那个下午，他握着薄纸，在夕阳下坐了很久。没有流泪，只有沉默。

但历史没忘他。

刘伯承称他是“再生父母”。彭德怀专程赶到病床前，紧握他那枯枝般的手，留下钱和烟，只说了一句：“一定要治好。”

杨得志、杨成武等将军也相继来探望。

政府安顿他在安顺场重修房子，让他守着日夜思念的大渡河度过余生。

1978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落成。帅仕高站在碑前，看着浮雕上那个撑篙的船工，轻声说了一句：

“国家没忘，人民没忘。”

1995年，帅仕高走完了这一生，享年八十四岁。

他不是什么想留名青史的英雄，就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凭良心做了选择的普通船夫。那一渡，是向死而生。那十七年，是时代碾轧个人的缩影。而最后的寻回和铭记，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对诺言的偿还。

一篙渡万军，十七年守义——山河不忘，日月同辉。

信息来源：中红网——红军抢渡大渡河撑起第一杆的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