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潘玉良去世，被安葬在法国巴黎蒙巴纳斯墓园，可与她合葬的，不是她心爱的丈夫潘赞化，而是在她生前，给过她20美金的中餐馆华人老板。 
 
说起来，潘玉良这辈子，就像她画里那些拧着劲儿的线条，弯弯曲曲，起点低得不能再低。

她原名叫张玉良，小时候爹死了，娘跟着没了，舅舅是个赌鬼，把她卖到芜湖青楼换银子。

老 鸨 瞅她一眼，撇撇嘴：“这丫头长得磕碜，接不了客，去后厨烧火吧。”

就这么着，她在厨房刷了三年锅，手上全是烫疤，也没低头认命。

1916年那会儿，芜湖盐督潘赞化来青楼应酬，见她眼神清亮，听她说了身世，心一软，掏钱把她赎了出来。

婚后，她改姓潘，叫潘玉良。

这不是攀附，是她把“重生”俩字刻在了名字里。

潘赞化是真疼她。

见她爱画画，就请了最好的老师教她读书写字、素描油画。

1921年，他又送她去法国留学，跟徐悲鸿、林风眠这些后来的大画家成了同学。

潘玉良学得疯，画到手指磨破也不停。

可好景不长，抗战打响，她1937年回国办画展，有人指着她的鼻子骂：“青楼出来的，画再好也是‘脏’的！”

潘赞化在家里也难，原配夫人不待见她，他夹在中间，只能写信催她：“此处不宜久留，速回巴黎。”

这封信，成了两人最后的交集。

回到巴黎的潘玉良，日子过得紧巴。

她画技好，可不会吆喝，画卖不出价。

租的顶楼画室漏雨，冬天暖气时断时续，她裹着围巾画大幅油画，手指冻得像胡萝卜。

这时候，王守义出现了。

他开的中餐馆叫“中华饭店”，在圣米歇尔大道边上，做的就是学生、工人的生意。

潘玉良每周去一次，拿小幅水彩画换饭钱，一幅十法郎、二十法郎，够吃顿热乎的。

1960年冬天，她连着俩月没卖出画，饿得头晕眼花，在后厨门口转了三圈，才憋出句话：“王老板，能借点钱不？”

王守义正刮鱼鳞，手一甩：“画呢？”

她说：“最近没画出让手的。”

王守义冲干净手，从围裙兜里摸出两张十美金：“拿着，画好了再给我。”

就这二十美金，她买了颜料和硬邦邦的黑面包，咬得牙床疼，却撑过了最难的冬天。

后来潘赞化在国内去世，消息传到巴黎晚了半年。

潘玉良那天没画画，坐在画室窗边发了一下午呆，第二天照常去美术学校上课，再也没提过“回国”俩字。

王守义的餐馆搬了三次家，从圣米歇尔大道搬到意大利广场，又搬到十三区，潘玉良也跟着搬，总在餐馆附近租房，拿画抵饭钱。

1970年她得胰腺炎住院俩月，王守义拎着媳妇熬的粥去看她，说：“我媳妇听你说没饭吃，边熬边哭。”

她没说话，转头把枕头底下的画稿往里塞了塞。

1977年夏天，潘玉良在画室摔断了胯骨，心脏也出了问题。

躺在病床上，她让护士给王守义打电话。

他拎着保温桶来，里面是蛋花汤，吹凉了喂她。

她喘着气说：“我那些画，后厨小隔间里还有，你看着处理吧。”

王守义没接话，只把汤勺递到她嘴边。

她死后，房东清理画室，几箱画、几件旧衣服，钱不够办后事，王守义掏了腰包。

买墓地时，协会的人问选便宜的还是贵的。

他说：“选中间的，她一辈子要强，不能委屈。”

葬礼那天，除了王守义和媳妇，就十几个华人，多是餐馆老板和留学生。

仪式简单，念完悼词，放了一束花。

王守义把一张泛黄的照片放进墓穴，那是1930年代潘玉良和潘赞化在上海拍的合影，背面她写了“今生已过也，愿结再生缘”。

后来博物馆收了她67幅画，收据上写的名字是“张玉良”，王守义不认识“张玉良”，只认“潘玉良”。

潘赞化的墓在安徽芜湖，早没人找得着了！

潘玉良的墓在蒙巴纳斯墓园第15区，碑上刻着“潘玉良”。

王守义每年清明去送菊花，不是玫瑰，因为他知道潘玉良不爱那些虚的。

2018年，他儿媳妇去巴黎旅游，拍了墓园的照片回来，他指着照片里的菊花说：“那是我去年放的，没想到还挺耐放。”

儿媳妇问：“爸，你为啥对潘老师这么好？”

他摆摆手：“她给我画过像，虽然我也不知道塞哪儿了。”

老话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

潘赞化给了潘玉良重生的机会，可陪她熬过几十年冷雨的，是那个递过二十美金的餐馆老板。

这世上，轰轰烈烈的爱容易，细水长流的暖难得。

潘玉良画了一辈子人，最后陪她入土的，不是画里的爱人，是那个给她送粥、送汤、送菊花的普通人。

主要信源：（人民日报海外版——风尘女画家潘玉良的传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