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中将邱清泉战死沙场，他的妻子慌不择路，带着孩子们准备南逃台湾，结果逃到福建时，次子邱国渭却做出了留在大陆的决定，可问题是邱清泉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累累罪行，属于战犯，难道他不担心受到父亲牵连吗？他的结局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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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淮海战役进入尾声之际国民党将领邱清泉在乱军之中开枪自杀，他那原本锦衣玉食的家眷在叶蕤君的带领下深更半夜仓皇逃往福建沿海寻找生路。就在全家人准备登船前往大洋彼岸或者台湾的生死关头十九岁的次子邱国渭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他毅然推开了母亲伸过来的手独自转身返回了那个充满未知的上海。
邱国渭心里非常清楚自己虽然是战犯的儿子但从未上过战场且精通多国语言，这种稀缺的才干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建设中一定能换取一张活命的底牌。他硬是凭着一双腿从福建农村走回了黄浦江畔并于一九五二年以极其优异的成绩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随后顺利进入了上海图书馆的外文采编部捧起了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在那个极其看重出身的特殊年代里邱国渭深知父亲头顶上的罪孽是自己永远无法摆脱的阴影，于是他选择在单位里当一个沉默寡言的工作机器每天除了低头整理外文书籍外绝不和任何人多说半句废话。正是凭借这种近乎透明的处世哲学以及无人能替代的专业外语水平，他才得以在一次次汹涌的政治风浪中保全性命甚至连单位里的同事都觉得他是一个老实巴交到极点的普通职员。
他经人介绍娶袁世凯后裔袁玉珍在上海弄堂里抚养三个女儿本以为苦尽甘来却又被命运重重一击难以喘息之中了啊。妻子因为一次小小的感冒下乡劳动时被赤脚医生乱打针导致当场毙命，这突如其来的横祸让邱国渭瞬间变成了一个必须独自拉扯三个幼女的单身父亲。
那段日子他白天天没亮就要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穿梭在上海的街头巷尾，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边给孩子辅导功课一边钻研那些晦涩难懂的国外最新期刊。他在这种极度压抑和辛劳的环境中硬生生熬过了漫长的岁月，脸上那副一成不变的木讷表情掩盖了他内心深处所有的痛苦与对未来的长远谋划。
直到一九七一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且中美关系出现解冻的迹象后，远在美国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亲妹妹才得以把一封迟到几十年的家信寄到了上海的采编室里。原本让他抬不起头的海外关系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国家急需的统战资源，他也顺势被提拔为副主任并被返聘回母校复旦大学给学生们传授最实用的翻译技巧。
在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后他终于拿到了前往美国探亲的宝贵护照，但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一去不返而是每一次都准时在假期结束前坐回到那张落满灰尘的办公桌前。实际上这是一场长达数年的精密迁徙计划，他利用每一次出国探亲的机会由浅入深地安顿好一个女儿的学业与生活，直到最后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
当他第五次拎起简单的行李箱并牵着最小的女儿走向虹桥机场的国际出发大厅时，那道飞往大洋彼岸的白色机尾云成了他留给故土最后的、也是最决绝的一抹剪影。他用整整三十年的蛰伏与隐忍彻底洗刷了家族留给自己的沉重包袱，在那张没有回头路的单程机票背后是他对这个多舛命运所做出的最有力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