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无锡，有个16岁男孩开颅手术后，一昏迷就是973天。谁也没料到，孩子的父亲龚先生，没只顾着悲伤，反倒做了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他一边没日没夜照顾昏迷的儿子，一边重新拿起书本自学，最后还顺利通过了法考。

病历对比出的那37处差异，像一把锤子，一下一下敲在龚先生心上。

最开始，他也试着找律师。咨询了几家之后，对方给出的答复大同小异：可以代理，但周期很长，取证困难，医院那边也会有专业团队应对，结果不好说。

有人甚至直白地提醒他：“医疗纠纷是最难打的官司之一，你要有心理准备。”

龚先生坐在律所外的台阶上，手里攥着那份病历复印件，沉默了很久。

他不是不相信律师，而是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念头，这件事，他必须亲自弄明白。

那天晚上，他回到医院，照例给儿子擦脸、翻身、按摩手脚。孩子的手还是温的，可人却像沉在很远的地方，怎么也叫不回来。

他低声说了一句：“爸自己来。”

从那天起，龚先生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白天，他还是那个守在病床前的父亲。记录生命体征、配合护理、盯着每一次检查结果，生怕错过任何一点变化。

可一到晚上，病房的灯暗下来，他就把书本摊开。

第一本，是《民法典》。

厚厚的一本书，他翻了好几页都看不进去。那些条文冷冰冰的，句子又长又绕，很多词他连意思都不明白。

他干脆拿出一个旧笔记本，把看不懂的词一个个抄下来，再去查解释。

“侵权责任”“举证责任”“因果关系”……

这些原本和他毫无关系的词，开始一点点进入他的生活。

最难的，是“举证责任”。

有人告诉他，打官司不是你觉得有问题就行，而是你要证明问题在哪里、是谁造成的。

那一刻，他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医院敢一再推脱。

因为他手里的证据，还不够“说话”。

于是，他一边学法律，一边重新梳理手里的材料。

两份病历，他逐字逐句对照，把那37处差异全部标注出来；每一项检查报告，他都按时间顺序整理；甚至连医生每一次口头说过的话，他都尽量回忆、记录下来。

有时候写到一半，他会停下来，看一眼床上的儿子。

“你再等等，爸快弄明白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他开始报名参加法律考试培训，但因为要照顾孩子，没法去线下上课，只能买网课，戴着耳机在病房里听。

有时候，旁边的家属会奇怪地看他——一个中年男人，一边守着昏迷的孩子，一边对着手机做笔记。

他不在意。

他把每天的时间切得很细：

早上查房时间，他盯着医生问情况；

中午孩子护理完，他抓紧看半小时视频课；

晚上等病房安静下来，再系统地复习。

困，是常态。

有几次，他靠在椅子上不知不觉睡着，笔还握在手里。醒来时脖子僵硬，书掉在地上。

他捡起来，继续看。

有人劝他：“你这样身体会垮的。”

他说：“没事，我不能停。”

最难熬的一次，是临近考试前。

那段时间，孩子的状态一度波动，出现了反复发烧。龚先生几乎整夜不睡，一边配合医生处理，一边守着监护仪。

白天已经筋疲力尽，晚上却还要强迫自己看书。

有一晚，他盯着书上的字，眼前一片模糊，怎么也看不进去。他忽然把书合上，低着头坐了很久。
那一刻，他是真的累了。

可当他抬头，看见儿子安静地躺在那里，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说不出，他又把书重新打开。

“再坚持一下。”

考试那天，他穿着一件旧衬衫，早早赶到考场。

周围大多是年轻人，背着书包，神情紧张而专注。他站在人群里，有些格格不入。

有人问他：“你也是考法考的？”

他点了点头，没有多说。

考试过程，他异常冷静。那些曾经看不懂的条文，那些反复做过的题目，一道道在脑子里浮现。

走出考场时，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几个月后，成绩公布。

他通过了。

那天，他没有像别人一样欢呼，也没有发朋友圈。

他只是拿着成绩单，回到医院。

病房里依旧安静，机器依旧发出规律的声音。儿子还是躺在那里，没有任何变化。

龚先生坐下来，把成绩单轻轻放在床头。

“爸考过了。”

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

从那一刻起，他不再只是一个求助者。

他是一个可以为儿子发声的人。

后来，当他真正站上法庭，面对那些专业律师时，他已经不再慌乱。

他把证据一份份递上，把问题一条条讲清。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来？”

他沉默了一下，说：

“因为这是我儿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