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上海"高考状元"袁钧瑛通过公费出国深造，却选择留在国外，甚至加入了外籍，到了暮年，她却决定带着所有积蓄回到中国，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袁钧瑛在复旦大学生物系读书时，成绩一直是同龄人里拔尖的那个。拿到公派留学资格后，袁钧瑛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师从遗传学家罗伯特·霍维茨。

当时霍维茨正在用一种叫秀丽隐杆线虫的微小生物研究细胞死亡的规律，这种线虫在发育过程中，1090个细胞里会精确死去131个，分毫不差，霍维茨断定背后一定有基因在调控。

袁钧瑛的任务，就是找到那个"开关"。

这一找，就是数年。实验室里反复失败是常态，克隆基因的过程枯燥且漫长。

1993年，袁钧瑛与霍维茨在《细胞》杂志上发表论文，证明线虫的ced-3基因与人类细胞中的白细胞介素-1β转化酶在蛋白质结构和功能上高度相似。

这句话翻译成普通人能懂的意思是：控制细胞死亡的这套程序，从线虫到人类，历经数亿年演化，核心机制几乎没变过。

这项发现奠定了Caspase蛋白酶家族作为细胞凋亡执行者的地位，是整个领域的地基。2002年，霍维茨凭借这一系列研究拿到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袁钧瑛的那篇1993年论文，被国际同行普遍认为是获奖研究体系的核心成果之一。

正是在这段时间前后，袁钧瑛做出了加入美国籍的决定。消息传回国内，争议很大。有人骂，有人替袁钧瑛辩解，袁钧瑛本人选择沉默，继续埋头做研究。

博士毕业后，袁钧瑛在哈佛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实验室。那时学界对细胞死亡的认知只有两种：要么是有基因调控的凋亡，要么是创伤、中毒引发的无序坏死。

坏死被认为是不可干预的被动过程，没有人觉得值得深究。袁钧瑛的团队却在实验中反复看到一个奇怪现象：人为阻断细胞的Caspase通路之后，细胞并没有活下来，而是以一种形态上像坏死、但过程高度可重复的方式死掉了。

可重复，意味着有规律；有规律，意味着有基因在管。

袁钧瑛团队追着这个现象做了将近十年。2005年前后，团队锁定了RIPK1激酶的关键作用。

2009年，袁钧瑛实验室在《细胞》杂志正式把这种死亡方式命名为"坏死性凋亡"（Necroptosis），并找到了核心执行激酶RIPK3，这是把Necroptosis和普通坏死区分开来的分子证据。

2012年，团队进一步鉴定出最终效应蛋白MLKL：RIPK3把MLKL磷酸化激活后，MLKL直接插进细胞质膜，膜破了，细胞内容物外漏，触发大规模炎症反应。

整条信号通路至此清晰：死亡信号→RIPK1→RIPK3→MLKL磷酸化→细胞膜穿孔→坏死性死亡。

这个发现的意义，远超实验室层面。心肌梗死后的再灌注损伤、中风后的脑细胞死亡、克罗恩病、帕金森病……

这些疾病背后，Necroptosis通路都在参与。葛兰素史克、默克等制药巨头已在此基础上推进RIPK1抑制剂的临床试验。

2002年，袁钧瑛接受中科院邀请，在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创建细胞凋亡与肿瘤研究实验室，同时保留哈佛的实验室，两地协同运转。

袁钧瑛把国际化的独立PI制度带进国内，大力引进海归青年科学家，数十名青年研究者在袁钧瑛的团队里成长为独立课题组长。

2021年9月，袁钧瑛获得第六届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奖金100万美元，授奖词写明的理由是"发现了细胞凋亡的关键分子机制及其在多种疾病中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