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过的物质匮乏时代、国企职工下岗时代、商品经济时代看到的各种现象举例，说了自己为什么不受怀旧叙事、体制、市场论收编。我也是讲了我们在每个变革的节点有哪些人受益、哪些成为代价，我们如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婚恋自由、自主择业、流动自由，但也失去了曾经体制给予的庇护、宗族的托底，自由是有代价的，市场并非万能，反而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有一位朋友在评论区说，竹老师人间清醒，我和你是同龄人，问题是，看明白了这一工，也不能改变现在自己不知所以的处境。

我想对这个朋友说，我只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不具备高瞻远瞩的能力，更不具备提出任何方案的能力，但我可以和你探讨一下我们面对的问题。

我的文章之所以得到大家的认可，主要是我的诚实，不站在左派立场上反市场、美化过去，也不站在右派的立场上无视当下存在的问题、片面把中年失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归于“个人能力不足，被市场淘汰”。我没有必要站在任何立场上说话，我只是把自己看到的写出来，替当年遭遇各种事情的人说出来。

我看到一位80后说，她很怀念过去的“慢”。我理解她，工作压力太大了、加班太多了、太累了。但我觉得过去的生活节奏慢，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经济发展的慢，物质匮乏。她那个时候是孩子，体会不到她的父辈们当时付出了多少。那个时候，我父亲虽然是中学教师，但寒暑假时是不能休息的，是要去劳动的。我的母亲，年轻时曾经是大城市的职工，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再后来成了家属工。我记得小时候，我母亲需要到砖窑里扣坯，那是一个壮年男子都吃力的重体力劳动，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我知道我母亲在那个时候承受的是什么。

我父亲是体制内的，母亲是体制外的，就有这么大的差异，同一个家庭内部的真实差异。我写到这里，你们应该知道那个时候城乡差异有多大，体制内外差异有多大了。

现在我母亲老了，她偶尔会跟我们感叹，现在多好啊，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我看着母亲的手，说不出话来，那是一双时代印记的手。

那个时候我们的童年，是在父辈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庇护下获得的。我们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我母亲她们的负重前行。与其说怀念那个时代的慢，不如说怀念那个时候自己的童年无忧无虑、毫无负担，但我们怀念的并不是父辈们承受的重体力劳动。

我在那篇文章里写了海瑞复古方案的不可行，当时掌权的张居正及后来的万历帝为什么不复古？难到真的是他们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吗？并不是。如果按照海瑞的方案，进城的手工业者回到农村，取缔商品经济，回归原始井田制，在已经人口激增的晚明，土地是完全养活不了那么多人的，会产生大量的流民，流民会引发社会动荡。当时白银流入后，明代商品经济发达，“一条鞭法”从缴纳实物税改为纳银，减少了30%的粮食损耗，也避免了官中从中截留、贪腐，张居正重新清丈田亩，增加的税基，保证了边防军队的军费。如果实行实物税，那么边银会拖欠，边军会失去控制，大明会提前40年崩溃。

海瑞实际上是无视人口激增、白银流入、商品经济发展、手工业解决就业、边军需要折银等现实，用最原始的经济手段解决问题，那会造成大明的经济的崩溃。

现代社会经济结构、市场化、全球化、金融化，复杂程度远远比明代高得多，因此任何“回到过去”的方案比海瑞那个时候更加不可行。这是一个任何人都需要面对的现实。

既然说到了回到过去不可行，那么可能许多人会失去锚点。中年失业、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这些现实的痛，是发生在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身上的。我在那篇文章里说，现在的年轻人蜂拥考公、考编，但他们可能不知道90年代国企职工一夜之间失去体制保障后，面对的是什么。

我说每个时代、每个节点我们都获益了、也失去了。问题是，获益的人和失去的人并不是同一批人。

过去国家对于我父亲那代人提供了各种保障，他们的一生是踏实的，但也是一眼望到头的，也失去了个体的自由。现在 我们获得了自由，但也失去了父辈那种踏实感。

回到我们中年人面对的中年危机的问题，市场派会说你的个人能力不行，市场就是优胜劣汰的。左派会说这是资本的问题，体制派会说还是体制有保障。

我想对那位朋友 说，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这是结构的问题，而且可能这只是开始。正是由于我经历了几个时代，我不会被各种派别收编。

人是需要有锚点的，这就是许多人美化过去的原因，“只要回到过去，那么就。。。。”当然，也有人在困境下开始信宗教、信大师、信神秘的力量。我可能不一样，我不会被这些收编，只是在观察。

太多的人言之凿凿地给出未来各种方案，收编各种人等，但其实，未来可能更好，也未必更好，至少我们还是经历过整个国家的黄金时代，至少我们还能吃饱穿暖。

我的锚点不是过去、不是宗教、不是大师，而是承认不确定性本身，明天还有各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