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慈禧太后死后，李莲英便失去了最大的靠山，为慈禧守孝100天后，李莲英向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请辞，去南花园养老，后来又搬到棉花胡同的家中，与四个嗣子和自己的兄弟生活在了一起。

说来也怪，这位在宫里呼风唤雨几十年的李大总管，退下来之后反倒活得小心翼翼。有人说他聪明，懂得急流勇退；也有人说他胆小，怕被人翻旧账。要我说，这两种说法都对，又都不全对。李莲英这一辈子，说白了就是慈禧手里的一把梳子，顺着头皮走，从不敢逆着来。主子没了，梳子自然该收进匣子里。

隆裕太后能痛快放他走，倒不是念什么旧情。那时候大清国已经摇摇欲坠，隆裕自己都坐不稳那张帘子后面的椅子，哪还有心思跟一个老太监过不去？更何况李莲英走的时候，把几十年攒下的银票、古玩、房产契据，悄悄分了一大半给宫里的太监们，连隆裕身边的宫女都得了好处。这份人情世故，宫里宫外谁不佩服？可佩服归佩服，真等他出了紫禁城，那些从前点头哈腰的人，转眼就把脸扭到了一边。

棉花胡同的那座宅子不算大，比起他早年置办的那些花园洋房差远了。四个嗣子都是他亲兄弟过继来的，名义上喊他爹，实际上各怀心思。大儿子惦记着他藏起来的几箱珠宝，二儿子嫌他规矩太多，三儿子整天在外面赌钱，四儿子倒是个老实人，可惜怕老婆。李莲英住在后院正房，每天天不亮就醒，醒来第一件事还是对着南边烧三炷香，那是慈禧陵寝的方向。兄弟李升泰劝他：“哥，人都走了，你这是何苦？”他摆摆手，什么也不说。

日子一天天熬着。他不再穿宫里的袍子，改穿灰布长衫，头发也剃了，活像个乡下老学究。偶尔有旧日的太监来看他，两个人坐在院子里喝茶，说起宫里的事，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怕隔墙有耳。有一次一个小太监哭哭啼啼跑来，说隆裕太后要裁撤内务府，他连口饭都吃不上了。李莲英二话没说，从枕头底下摸出两张银票塞过去。兄弟知道后急得直跺脚：“你自己也不富裕，管得了一时管得了一世？”李莲英叹口气：“都是苦命人，能帮一把是一把吧。”

可世道不给他安稳。1911年辛亥革命一响，北京城乱成一锅粥。那些革命党人喊出“驱逐鞑虏”，连带着把太监也骂成“封建余孽”。棉花胡同附近开始有人指指点点，说李家宅子里藏着宫里的宝贝。一天夜里，几个蒙面人翻墙进来，把嗣子们打得鼻青脸肿，翻箱倒柜抢走了不少东西。李莲英躲在床底下，听见外面砸东西的声音，浑身哆嗦得像秋天的树叶。第二天一早，他悄悄把剩下值钱的东西送到当铺，换了碎银子藏在瓦罐里埋到后院槐树下。

有人写文章骂他，说他是祸国殃民的阉党，说他怂恿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这些话传到棉花胡同，李莲英听完只是苦笑。他在宫里待了五十二年，比谁都清楚那些军费到底进了谁的腰包，可他能说吗？说了谁信？就算信了，又能怎样？一个老太监，不过是个替罪羊罢了。

1911年的冬天格外冷。李莲英咳血的老毛病越来越重，请来的郎中摇摇头，让家里准备后事。四个嗣子围在床前，眼睛红红的，也不知是真伤心还是惦记那点家产。临终那天，他把兄弟叫到跟前，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把槐树底下的罐子挖出来，分给那几个没着落的穷弟兄……”话没说完，手就凉了。

李莲英死后，棉花胡同的邻居们议论了好一阵子。有人说他活该，有人说他可怜。可仔细想想，他不过是个被时代裹挟的小人物，只不过站的位置太特殊，挨的骂也就格外多。从穷苦人家的孩子爬到太监总管，他精明了一辈子，圆滑了一辈子，到头来连个送终的亲儿子都没有。四个嗣子草草办完丧事，把宅子一卖，各奔东西。那棵槐树后来被砍了，罐子里的碎银子听说被一个拉洋车的捡了去。

现在去北京西郊的恩济庄太监墓地，还能找到李莲英的坟。墓碑上的字早就模糊了，荒草长得比人还高。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些恩怨对错也跟着埋进了土里。可话说回来，要是你我也生在那个年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八九岁被送去净身，谁又敢保证自己不会变成第二个李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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