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下午，天津居士林的佛堂里香烟袅袅，木鱼声和诵经声交织在一起。一个身着素色旗袍的女人坐在后排，手里攥着一本经书，眼睛却一直盯着前排那个穿着黑色僧袍的光头。三时五十分，她猛地站起身，从怀里掏出一把勃朗宁手枪，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去，对着那光头连开三枪。第一枪贯穿头颅，第二枪穿透太阳穴，第三枪洞穿胸膛。枪声在佛堂里炸开，居士们惊叫着四散奔逃，只有她站在原地，神色从容地撒出一把传单，高声喊道：“我叫施剑翘，今日为父报仇，与旁人无干！”随后，她掏出事先写好的《告国人书》，缓步走向电话亭，拨通了警察局的号码。 她原名施谷兰，安徽桐城人，1905年生。父亲施从滨是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从小对她宠爱有加。虽是个裹足女子，没进过正规学堂，但家里请了私塾先生教她诗词古文，她倒也学得满腹才情。1925年秋天，孙传芳为争夺地盘北上进攻安徽，施从滨奉张宗昌之命率部迎战，在皖北固镇兵败被俘。孙传芳连发三封电报要施从滨倒戈，施从滨不为所动。恼羞成怒的孙传芳竟不顾“不杀俘”的战场公理，用铁丝绑缚施从滨，在蚌埠车站将其割头杀害，悬首暴尸三天三夜，还不准施家收尸。消息传到济南，年仅二十岁的施谷兰如遭雷击，当即写下明志诗：“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她改名“剑翘”——“剑”是利器，“翘”是抬头，她要让天下人知道，施家的女儿，不会低头。 可她一个缠过足的女子，手无缚鸡之力，怎么报仇？她先是寄希望于堂兄施中诚。施中诚在张宗昌手下当团长，手握兵权，她求了又求，施中诚满口答应，可几年过去，他官越做越大，报仇的事却一拖再拖。施剑翘看透了他的心思——他舍不得那顶乌纱帽。她愤然写下长信，与堂兄断绝关系，信中说：“堂堂男子，言而无信，贪生怕死，愧对先父在天之灵。”后来她嫁给了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施靖公，施靖公曾信誓旦旦说愿替她报仇，可婚后他沉迷温柔乡，把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施剑翘等了一年又一年，等到心都凉了。1935年，她带着孩子离开山西，回到天津娘家，决心亲自动手。临行前，她对施靖公说：“我嫁给你，是信你一句话。你忘了那句话，我便忘了你。” 回到天津后，她打听到孙传芳早已下野，躲在英租界里当寓公，还当上了佛教居士林的理事长，每周一、三、六去佛堂诵经。她化名“董慧”混进居士林，摸清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她花钱买了一把勃朗宁手枪，在郊外找没人的地方偷偷练枪法。十月的天津已经转凉，她在冷风里一站就是半天，手冻僵了，搓一搓继续练。她弟弟施则凡后来回忆，姐姐那段时间像变了一个人，眼神里全是杀气，说话也少了，一个人关在屋里写诗、擦枪。她写：“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她把这首诗印在传单上，背面写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她把传单叠好，塞进大衣口袋，静静地等着那个日子。 1935年11月13日，天下着蒙蒙细雨。施剑翘照例走进居士林，坐在后排，手里捧着经书，眼睛却盯着前排的孙传芳。佛堂里炉火很旺，她觉得“太热”，便悄悄挪到前面，离孙传芳只有几米远。下午三时五十分，当富明法师领诵《大佛顶首楞严经》时，众居士闭目跟诵，佛堂里只剩下低沉的念经声。施剑翘从大衣里抽出勃朗宁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扣动了扳机。枪声在佛堂里炸开，孙传芳应声倒在一摊血泊之中，脑袋上三个弹孔还在往外冒血。她没有被吓跑，反而镇定地把手枪放在桌上，撒出传单，高声喊道：“大家不要怕，我为父报仇，一人做事一人当！”她让和尚报警，自己坐在佛堂里，等着警察来抓她。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第二天，天津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全是“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的新闻。法庭上，施剑翘面对孙传芳家属的哭诉和孙家旧部“请予严厉判处”的叫嚷，神色安详，泰然自若地诉说报仇经过，听者无不动容。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处她十年有期徒刑，她不服上诉；河北高等法院改判七年，她仍不服，继续上诉。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纷纷声援，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联名上书国民政府，请求特赦。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特赦令，以“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为由，将施剑翘释放。她前后在狱中服刑不足十一个月。 出狱后，施剑翘并没有停下脚步。抗战爆发后，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募捐、办难童学校、慰劳将士，样样冲在前面。新中国成立后，她因病移居北京，后又到五台山光明寺村以居士身份修行，1957年当选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1979年，她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四岁。 她这辈子，只做了一件大事——替父亲报了仇。可她做的这件事，让天下人记住了一个道理：有些账，老天爷不算，自己算；有些仇，法律报不了，自己报。她十年磨一剑，一剑封喉，干脆利落。不是她心狠，是这世道逼得她不得不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