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保卫人员向许世友报告：司令，有人要见你，许世友吼了一声：不见，当许世友一听是陶勇的4个孩子时，立即叫警卫员去接。 1967年10月，天渐渐冷了，在南京军区大院的大门口，四个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孩子紧紧缩在一块。 领头的是个大点的男孩，他紧紧咬着嘴唇，脚上的布鞋沾满了湿漉漉的烂泥，在台阶上不安地蹭来蹭去，守门的警卫见状赶紧上前询问，孩子们怯生生地报出了一个名字：陶勇。 警卫一听，心里一惊，赶紧跑进院里去通报：“司令员，外头有人找您！”当时，许世友司令员正因为什么事憋着一肚子火呢，听见有人找，没好气地大手一挥吼道：“不管谁来，不见！”警卫吓得一激灵，但还是硬着头皮补了一句：“报告司令员，门外站着的是陶勇同志的孩子。” 这话还没落音，刚才还火冒三丈、哪怕天塌下来眼皮都不眨一下的铁血元帅，从屋里冲了出去。 当许世友冲到大门口，一眼就看到了那几双充满惊恐和无助的眼睛，这位在枪林弹雨里滚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硬汉，眼眶唰地一下就红透了。 他大步流星地走上前，伸出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心疼得直打哆嗦，轻轻摸了摸领头男孩的脑袋，看着快要饿晕倒下的孩子，他一把将他们紧紧搂进怀里，然后竟然弯下腰蹲在地上，认认真真地帮孩子们把松开的鞋带一根根系紧。 不一会，军区大院偏房的桌子上，就摆满了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香喷喷的米粥，还有一大碗红烧肉，孩子们就像是饿极了的小狼崽，狼吞虎咽地大口吃了起来。 可站在一旁的许世友，眉头却拧成了一个大大的疙瘩，因为他刚刚得知，除了眼前这四个，乡下居然还留着四个更小的弟弟妹妹在受苦。 “谁要是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拦着，我许世友绝不轻饶他！”老爷子气得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当场下了死命令，当天晚上就派车去乡下接人。 “陶勇”这两个字，就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狠狠扎在许世友的心尖上。 经历过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的人，谁不知道这位打起仗来不要命的海军猛将？当年陶勇光着膀子、拎着大砍刀带头冲锋陷阵的狠劲，谁见了不犯怵？ 在长津湖那冻得连骨头都能裂开的冰天雪地里，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他一眼看穿敌军破绽，直接拿敌军第七师开刀，硬生生地在绝境中劈出一条血路。 在兴南港那密集的交叉火力网下，他死死压住那些热血上头想冲锋的战士，靠着夜色掩护和复杂地形，把部队的伤亡降到了最低。 可就是这么一位在枪炮声中把手下战士当宝贝一样护着的猛将，却在1967年稀里糊涂地离世了，留下了这八个可怜的孩子在世间孤苦伶仃地漂泊。 许世友这笔账算得比谁都清楚，他算的不是什么个人得失，而是把昔日生死兄弟托付的责任，当成了一份拿命去兑现的承诺，他立刻把大院里的一间偏房收拾出来，给这八个孤儿当了遮风挡雨的家。 每个月发工资，他头一件事就是雷打不动地先扣下三十块钱，专门给孩子们当生活费，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三十块钱抵得上一个普通工人辛辛苦苦干半个月的口粮钱了。 他的夫人田普，更是把这些没爹没娘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亲骨肉，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就坐在灯底下，一针一线地帮孩子们缝缝补补、改衣服。 但许世友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陶勇的种绝对不能养成温室里的娇花，必须得在风吹雨打里淬炼成打不垮的铁汉子。 只要一有空闲，许世友就把几个男孩子拎到院子里，手把手地教他们打军体拳，练得大汗淋漓的时候，他就给孩子们讲他们父亲当年是怎么在死人堆里拼命的。 他要让孩子们明白什么叫“拼命三郎”，什么叫“敢打硬仗”，他就是用这种最硬核、最直白的方式，把“坚强”这两个字，死死地钉在了孩子们的骨头缝里。 等孩子们稍微长大了一点，许世友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了老战友肖永银，把三个男娃一股脑全塞进了训练最苦、作风最硬的坦克部队。“必须让他们在部队里摸爬滚打，学到真本事！”他这话说得掷地有声，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那五个女娃呢？他也到处托关系、找熟人，硬是把她们送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护训班，目的就一个：学一门能救死扶伤的真本事，以后能凭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堂堂正正地站稳脚跟。 大儿子凭着自己的真本事考进了赫赫有名的哈军工，其他的孩子，有的成了坦克部队里拿冠军的神炮手，有的成了雷厉风行、救死扶伤的护士长和军医。 到了1985年，这位用自己宽厚的肩膀为战友遗孤撑起一片天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在庄严肃穆的灵堂里，突然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声，那八个早就在各行各业独当一面的中年人，齐刷刷地跪倒在许世友的遗像前。 如今，南京军区大院当年的那些风起云涌早就随风散去了，但每到清明节下着淅淅沥沥小雨的时候，在陶勇将军的墓碑前，总会多出一瓶最烈的高度白酒。 谁都知道，那是孩子们代替长眠地下的老父亲，敬给生死与共的铁血兄弟的，那更是他们，对那位不是亲爹却胜似亲爹的老人，致以的最高、最深的敬意。 信源：祖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