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郑文道求死未果被日军囚于医院。护士换药时总多给一张纱布，他猛然警觉，这是传递最后情报的生机。

这张纱布，郑文道攥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纱布是干净的，叠得整整齐齐，跟之前换下来的那些脏纱布叠在一起，根本看不出多了一张。他盯着那个护士的背影，她推着药车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了。郑文道把纱布塞进枕头底下，闭上眼睛，心跳得像擂鼓。他在想，这纱布是谁安排的？是组织上的人？还是这个护士自己？他想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想明白了——不管是谁，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郑文道是广东人，1914年生，家里条件不错，他爹是个小商人，在汕头开了间铺子。他从小聪明，考上了同济大学，学的是德文。1937年抗战爆发，他跟着学校搬到昆明，在那儿接触了地下党，1938年入了党。因为他德文好，组织上把他安排进“满铁”上海事务所当翻译。“满铁”是日本人的情报机构，表面上搞铁路调查，背地里干的全是间谍勾当。郑文道在里面待了三年，把日本人的兵力部署、军火运输、特务网络，一样一样地往外递。他递出去的那些情报，有的送到了延安，有的送到了重庆，有的送到了苏联。日本人从来没怀疑过他，因为他德文说得好，办事又利索，日本人的科长还夸过他“忠厚可靠”。

1942年7月，出事了。“满铁”上海事务所里一个叫中西功的日本人被抓了，这人也是地下党，郑文道跟他有过联系。中西功扛了两天没扛住，把郑文道供了出来。7月19日那天早上，郑文道刚进事务所大门，几个便衣就围上来了，把他按在地上，搜走了他身上的笔记本和几张纸条。他被押到日本宪兵队本部，关在虹口那边的一栋楼里。日本人想让他开口，把他在“满铁”干的事全交代出来。郑文道知道，这一开口，不光是自己的命，上海的地下组织、延安的联络线，全得完蛋。

8月2日，日本人带他出去指认现场。车开到四川北路一栋楼前，他们押他下车。郑文道趁身边两个宪兵不注意，猛地挣脱，从四楼走廊的窗户跳了出去。四楼，十几米高，摔在水泥地上，当场就昏过去了。日本人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了一天一夜，命保住了，可脊椎摔断了，肋骨断了三根，肺也戳穿了。日本人怕他再寻死，派了宪兵日夜守着，病房门口站岗，窗户焊死，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在医院里躺了半个多月，他浑身裹着纱布，动不了，也说不出话。护士每天来换药，掀开被子，拆掉旧纱布，换上新的。有一回，他注意到那个护士拆纱布的时候，手指头在纱布堆里拨拉了一下，好像多拨了一张出来。他以为是错觉，第二天又看，她又多拨了一张。第三天，还是。他把那几张多余的纱布偷偷藏起来，叠在一起，发现中间夹着一小片纸，纸上只有几个字：“情报已毁，组织安全，请放心。”他看完，把纸塞进嘴里，咽了。

他后来才知道，那个护士叫陈小曼，是地下党安插在医院里的交通员。她每天换药的时候多给一张纱布，就是把情报塞在纱布里递给他。可郑文道已经用不着情报了，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组织还在，同志们没事。这就够了。

1942年9月，日本人在医院里审他，问他跳楼是不是想自杀，问他跟中西功是什么关系，问他情报给了谁。他一个字不说，就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跟死了一样。日本人拿他没办法，他伤还没好，不能动刑；动不了刑，就撬不开他的嘴。1942年12月，郑文道被转移到日军的一个秘密据点，从此下落不明。有人说他被秘密处决了，有人说他死在转移的路上，也有人说他被关进了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抗战胜利后才放出来。可这些说法都没人证实，连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最后去了哪。

抗战胜利后，郑文道的名字被刻在龙华烈士陵园的碑上，排在第四排，跟那些牺牲在上海的烈士们在一起。他的姐姐郑文英每年清明都去扫墓，在碑前站一会儿，放一束花，说一句“弟弟，姐来看你了”。她不知道弟弟死在哪，也不知道他埋在哪儿，她只知道，她的弟弟，是个英雄。

那个护士陈小曼，后来去了延安，解放后在北京工作，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她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郑文道是我见过最硬的人。他浑身是伤，动都动不了，可他眼睛里的光，从来没灭过。”这话说得很轻，可听着让人心里头发紧。有些人，活着的时候看不见光，可他自己，就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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