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老蒋特别对何应钦交代说 ：酒井隆这个战犯必须处以极刑，让他血债血偿！

何应钦听完这话，腰板挺得笔直，敬了个军礼，转身出门的时候，拳头攥得嘎嘣响。他等这句话，等了整整十年。1935年7月那个闷热的夏天，北平谈判桌上，酒井隆把军刀拔出来，刀尖几乎戳到他的鼻尖，逼他在《何梅协定》上签字。那刀光晃得人眼疼，可他不能不签，签完，舆论骂他“何姓卖国”，街头小报印着黑体字，一张张糊在墙上。他憋了十年，憋到今天，终于能亲手把这个人的名字钉在死刑簿子的最前面。

酒井隆这个名字，在中国军民的恨意里，比谷寿夫还深。1928年5月3日，济南城。北伐军刚进城，他这个驻济南武官就唆使日军四处寻衅，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开枪。营长阮济民等几个士兵徒手走在路上，被日军堵住当场杀害。蒋介石下令不要还击，日军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中国军民六千多人。外交官蔡公时被割去耳鼻舌头，同僚十七人惨遭杀害。酒井隆拍电报给东京夸大事实，把中国处决日本毒贩说成屠杀侨民，数目夸大二十多倍，日军随即大举进攻济南。这场惨案，六千多条命，他酒井隆是主谋，亲手带人杀了蔡公时。

1935年，他调任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把军刀往谈判桌上一搁，逼何应钦签字。那份《何梅协定》，把中央军逐出华北，为日军蚕食中国铺平了路。后来他当日军第23军司令官，占领广东时纵兵屠杀村民，姓名可考者就有一百多人，乱枪扫射，刀剑冲刺，无差别杀戮。1941年圣诞节，他指挥日军攻占香港，英军投降后，他宣布“大放假”，放纵士兵对香港进行了两个月的疯狂屠杀。以逮捕抗日分子的名义，凡是怀疑的人均可射杀。赤柱圣士提反书院里，百多名伤兵和医护人员惨遭杀害，红十字会英籍女护士被轮奸。酒井隆骑着马在九龙街上看见一对夫妻，拔刀各刺一刀，看着两人在街上挣扎死去，哈哈大笑。

酒井隆的罪行贯穿了日本侵华全过程。战后他被定为乙级战犯，本可交由东京审判，生死未定。蒋介石起初顾虑国际舆论，想从宽处理，甚至考虑借故拖延。何应钦直接拍了桌子：“济南血债，怎能折价出让？”会场一片死寂，打字机都停了。何应钦派出调查组横跨山东、河北，搜罗口供与照片，济南教堂的弹痕、老乡手里存放十八年的血衣，全被收入卷宗。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他在批准令上写“迅速”二字，又补笔写了“公开”。

1946年5月30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首次开庭，酒井隆成了第一个被推上被告席的人。他穿着藏青色西装，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挟着三册书入场。庭上，他把罪责全推给部下，说“奉命行事”，叫嚣“证据不足，判决不公”。主审法官石美瑜当场驳斥：“本案审讯历经4个月，调查翔实，证据充分。”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写着：纵兵屠杀俘虏、伤兵、红十字会医师护士及其他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流放平民，滥施酷刑，破坏财产。广东南海一带督战时，纵兵屠杀村民，姓名可考者一百余人；香港占领后纵兵大屠杀，英籍病俘悉遭刺杀或枭首。红十字会英籍女护士遭轮奸。判决书附录死难者和目击证人共46人。

判决呈报后，蒋介石亲笔裁示：“指覆照准，希即遵照，克日执行具报。”

行刑那天是1946年9月13日。南京雨花台，雾气还没散尽。酒井隆穿着一身藏青色西装，配黑底白花领带，戴着白手套。他从吉普车上下来，站在车旁让中外记者拍照，试图让自己显得镇定，系好纽扣，但脸色早已苍白如纸。拍完照，他把白色手套扔在路边，被押着步行两分钟抵达刑场。行刑官周知少尉举枪，对准他的后背。酒井隆忽然低声嘟囔了一句：“给我五分钟，我想抽根烟。”没人理他。枪响了，第一枪，第二枪，子弹从背部穿胸而出。他侧身倾倒，仰面躺在地上，挣扎了整整五分钟，才断了气。

刑场边，一名国民政府军官把一只皱巴巴的公文袋紧紧攥在手里，袋内是《何梅协定》的原件。十年前，那是签在刀刃上的屈辱。现在，酒井隆倒在雨花台的泥地里，弹壳带着余温落地。那页发黄的《何梅协定》上，盖了一个新戳——“执行完毕”。

蒋介石在行刑批复的电文上，落笔写了八个字：“希即遵照，克日执行。”这八个字，迟来了十四年。从济南惨案到南京雨花台，一笔一笔，总算勾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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