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为掩护台儿庄会战，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部死守滕县，以3000将士硬扛日寇精锐第10师团2万余兵力（配飞机、坦克、大炮）的进攻，坚守四天死战不退，为台儿庄会战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38年3月14日，日军第10师团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对滕县外围发动了全线猛攻。王铭章很清楚自己手里头有多少家底：122师名义上是个师，其实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连枪都没配齐——731团第1营甚至是个“徒手营”，连一支步枪都没有。他手下那点川军兄弟，穿着单薄的灰布军装，脚蹬草鞋，背的步枪五花八门，有四川造的七九步枪、汉阳造，还有不少人是扛着大刀、揣着手榴弹就上来了。而他们对面的，是装备精良的日军精锐，天上飞机炸，地上大炮轰，坦克在前面开路。可王铭章没有退路，孙震的命令很硬：“死守待援，守城3天”。他知道这是一场鸡蛋碰石头的仗，也明知道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死期，可他还是咬紧牙关，一头扎进了那座即将被烈火吞噬的孤城。

早在出川前，王铭章就已经把后事交代清楚了。1937年9月，他在德阳的誓师大会上当众立下遗嘱：“誓以必死报国”。他跟家里人说的更直白：“我身为军人，战死在为国为民的疆场上，也是死得其所”。从那一刻起，他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滕县的仗打得有多惨，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16日，城墙被日军的重炮轰出好几个大豁口，王铭章带着人死命去堵。盐袋不够，就把100公斤一袋的军粮往上码，最后连棺材都拉出来，装满沙土硬往缺口上填。川军的这股子倔劲，把日军都打懵了。17日，日军调来30多门重炮和数十架飞机，对滕县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毁灭性轰炸，整座城几乎被炸成了废墟。到了下午，南城墙和东关相继失守，大批日军涌入城内。

王铭章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上，字字如铁：“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他命令所有守军撤入城内，跟鬼子打巷战，自己带着参谋长赵渭宾和几个随从，准备赶到西关去指挥最后的战斗。当他们行至西关外的电光厂附近时，突然被西城门楼上的日军发现，一梭子机枪子弹扫了过来。王铭章腹部连中数弹，他倒在血泊里，看着围上来的部下，用尽最后的力气喊出：“你们快同敌人拼去，杀敌！杀敌……”随后壮烈殉国，时年45岁。

师长倒下了，但滕县并没有立刻陷落。城里的300多名重伤川军，为了不被日军俘虏，他们围在一起，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集体自爆殉国。残存的守军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跟冲进城的日军展开残酷的巷战，直到18日午前，枪声才彻底平息。3000余守城将士，最终只有极少数人突围生还。

战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说了句公道话：“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王铭章殉国后，灵柩先是被当地农民冒险找到，辗转送回武汉。5月8日，灵柩运抵武汉大智门火车站，万人空巷，国民政府党政军要员、八路军代表等六千余人前去迎灵，汉口码头更是民众自发设祭台千余，绵延十里。灵柩运回四川新都老家时，成都全城下半旗致哀，十万群众肃立街头迎接英魂归来。

王铭章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198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2014年，他的名字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他当年立下的遗嘱——“将积年薪俸所得，酌留赡家及子女教育之用，余以建立公用事业”，最终由家人兑现，在家乡创办了铭章中学（今新都一中），建川博物馆里至今陈列着他当年的手迹。

王铭章的儿子王道纲后来回忆，他没有看到父亲最后一眼，只是在棺椁后面一个透明的匣子里，看见父亲的军装穿在一个木头人身上，那件军装上，清清楚楚地留着7个被机枪打穿的弹孔。他的母亲叶亚华告诉儿子，父亲腹部的7个枪眼，是被日军机枪扫射的。

这一仗，川军用最差的装备，守住了最关键的阵地，为台儿庄大捷铺平了胜利的道路。正如李宗仁将军所言：“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他们这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血性，也打出了川军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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