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年仅25岁的“女流氓”翟曼霞被带到了刑场，而当法警举起步枪准备开枪之际，翟曼霞突然冲天大喊，“我到底有什么罪？我真的就这么该死吗？”砰！随着一声枪响，女子永远的倒在了血泊之中。

枪响之前那几秒钟，刑场上的风突然停了。1983年秋天的这个早晨，河北某地的河滩上站满了人。法警的枪举起来的时候，翟曼霞跪在地上，头发散乱，身上的衣服还是被捕时穿的那件的确良衬衫，已经洗得发白。她突然仰起头，冲着灰蒙蒙的天喊出那句话。喊完，枪响了。她的身子往前一栽，趴在沙土地上，血慢慢渗进沙子里。那年头，这种场面没人敢哭，也没人敢说话。法警把枪收好，有人拿席子盖上她的身子，旁边有人在本子上记了一笔。整个执行过程，不到十分钟。

翟曼霞是河北保定人，1958年生，家里兄弟姐妹五个，她排老三。父亲在纺织厂当工人，母亲在街道糊纸盒，一家人挤在西门南巷一间半的土坯房里。她从小就不安分，初中没念完就不上了，在街道工厂当临时工，一个月挣十几块钱。1980年前后，保定街头开始流行喇叭裤、蛤蟆镜，她第一个把头发烫成卷，穿红色高跟鞋，骑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在街上过，身后总有人指指点点。她不在乎，还跟人说：“她们想穿，不敢穿。我敢。”1982年夏天，她在公园的湖里游泳，穿了件红色泳衣，被岸上的人看见了。那年头，女人穿泳衣在公共场合露胳膊露腿，比现在穿比基尼上街还扎眼。有人举报她“伤风败俗”，派出所把她叫去训了一顿，让她写保证书。她写了，可心里不服。回去之后，她跟朋友说：“我穿件衣服怎么了？我又没偷没抢。”

1983年8月，全国“严打”开始。河北省的公审大会上，一拨一拨的人被押上台，罪名五花八门。翟曼霞被押上台的时候，罪名是“流氓罪”。起诉书上写着，她与多名男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聚众淫乱，影响恶劣。那些“多名男子”，有的是她谈过的对象，有的是她跳过舞的男青年，有的只是跟她一起吃过饭。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跟三个以上的男人有“关系”，就是犯罪。审判长宣判的时候，她站在台上，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宣判完，她被押下去，有人在台下扔石头子儿，砸在她后背上，她没回头。

她在看守所里待了将近两个月。同监室的人后来回忆，说她有时候不说话，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有时候又突然唱起歌来，唱的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唱到一半就哭。她给家里写过信，信里说：“妈，我没做坏事，我就是想活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封信没寄出去，被看守没收了。1983年秋天，她被押赴刑场。那年她25岁，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没有存下一分钱。她的全部遗物，就是那件的确良衬衫，一双红色高跟鞋，一张黑白照片。

2000年，中国修改刑法，“流氓罪”被废除。有人翻出当年的旧案，说翟曼霞要是活在今天，大概就是个爱打扮的普通姑娘，去海边穿比基尼，去酒吧跳迪斯科，顶多被人说一句“开放”，绝不至于掉脑袋。可她生在了1983年，穿了一件红色泳衣，交了几个男朋友，就丢了命。有人说她活该，有人说她冤枉。可她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到底有什么罪？”这话问出来的时候，枪已经响了，没人回答她。

她的坟在保定城外一个荒坡上，没有碑，没有名字，长满了草。有一年清明，有人看见一个老太太在坡上烧纸，问她给谁烧，她说是给闺女。老太太蹲在那儿，把纸一张一张放进火里，火苗蹿起来，烟熏得她直流泪。她嘴里念叨着：“曼霞，妈来看你了。下辈子，咱别那么爱美了。”那纸烧成灰，风一吹，散了。

翟曼霞死了四十年了。那件红色泳衣，早烂了；那双红色高跟鞋，早扔了；那张黑白照片，也不知道丢哪了。可她死之前问的那句话，还有人记得。那话问的不是法官，不是法警，是那个容不下她的时代。时代没回答她，可她用一条命，问出了一个答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