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八路军周彪率机关队伍转移途中，察觉秘书故意走在外侧，还偷偷撒高粱粒。他猛然警醒，终于明白部队屡次遭日军追踪、三次陷入埋伏的缘由——身边藏着内鬼，战士们断后牺牲的代价，皆因叛徒通风报信。

周彪蹲下身，假装系鞋带，手指捻起一粒高粱，放在鼻尖闻了闻。没味儿，可他心里头已经翻江倒海了。这玩意儿不是粮食，是信号弹。飞机上看不见人，可看得见这些反光的东西。他抬起头，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秘书小刘——那小子背挺得笔直，步子迈得稳稳当当，跟没事人一样。周彪心里头想，这得多大的胆子，才能一边害人，一边装得跟没事人似的。他站起来，把高粱粒揣进兜里，没说一句话。

小刘是1940年冬天调来的，河北献县人，师范毕业，字写得工整，人也机灵。周彪当初挺喜欢他，觉得这小伙子能写会算，带在身边当秘书正合适。可1941年春天，部队在安平中了埋伏，一个排的战士掩护撤退，全死在那条沟里。夏天在深泽又被围了一次，参谋长带着人硬冲出去，自己腿上挨了两枪，到现在还一瘸一拐。秋天在无极，队伍刚进村，鬼子的炮弹就跟过来了，幸亏哨兵发现得早，可断后的那个班，一个人都没回来。周彪不是没想过有内鬼，可他查来查去，查不出个名堂。他做梦也想不到，是天天给他端茶倒水的秘书。

高粱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撒的？周彪后来想，大概是今年开春。队伍从太行山出来，往冀中平原穿插，一路上日本人的飞机跟得特别紧。他以为是运气不好，以为是敌人情报灵通，哪想到是身边人干的。那会儿小刘总走在队伍外侧，周彪以为他是警惕性高，怕有人从侧面袭击，还夸过他。现在想起来，那些“警惕”，全是做给他看的。

那天晚上，周彪没睡觉。他躺在炕上，脑子里把这一年多的事翻来覆去地想。小刘是献县人，献县那一带，1940年鬼子搞过“治安强化运动”，抓了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小刘的家里人后来怎么样了？他从来没提过。周彪越想越睡不着，天快亮的时候，他坐起来，把枪摸出来，擦了一遍，又放回去。

天亮之后，周彪把小刘叫到身边，说今天队伍分两路走，你跟我一路。小刘点点头，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周彪心里头想，这人真是个演戏的料。走到中午，周彪突然停下来，让小刘把地图拿出来。小刘蹲下去翻包，周彪站在他身后，手插在兜里，攥着那把驳壳枪。小刘把地图递过来的时候，周彪没接，而是问他：“你撒了多少次了？”小刘的手停在半空，脸上的表情僵了。周彪又说：“高粱粒，你撒了多少次了？”小刘把地图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跑。周彪没追，举枪，瞄准，开枪。小刘跑出去十几步，栽倒了，趴在地上，腿还蹬了两下，然后不动了。

周彪走过去，蹲下来，翻过他的身子。人已经没气了，眼睛还睁着，嘴角挂着一丝血。周彪伸手把他的眼睛合上，站起来，站了好一会儿。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些兵，一个个脸上全是泥，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他什么也没说，把枪插回腰里，说：“走。”

后来周彪查出来，小刘的爹娘在1940年被鬼子抓了，关在献县宪兵队里，他为了救爹娘，当了叛徒。可他爹娘最后还是没活下来，鬼子拿到情报之后，把人杀了。小刘什么也没捞着，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他撒了一年多的高粱粒，害死了多少人？周彪没数，他不敢数。

周彪活了七十多岁，1990年去世。他留下的话很少，只有一句：“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那一枪打早了。”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人知道。大概是他觉得，应该让小刘活着，让他看看那些被他害死的人，看看那些断后的战士是怎么死的，看看那些被鬼子炸碎的尸体。可又一想，活着的那些人，也得活着。他没时间审，没地方关，只能开枪。那一枪打出去，打死的不是一个人，是他自己心里头那点念想。从那天起，他再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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