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作为杂牌部队师长的鲍汝澧想要投奔八路军，但他的部下都不赞成。师参谋长魏琳说：“以你的暴脾气能应付共产党吗？况且，共产党能要你吗？就算胡宗南把你的部队编掉，还不得给你一个高参当当，让你吃一碗饭。”

鲍汝澧听完这话，手里的烟头差点烫了手。他瞪了魏琳一眼，想发火，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魏琳跟了他十几年，从台儿庄打到豫湘桂，打鬼子的时候替他挡过子弹，两个人一条命。参谋长这话虽然难听，可说的是实情。鲍汝澧的脾气，在杂牌军里头是出了名的暴。有一回他手下两个连长为了抢地盘打起来，他提着马鞭子冲过去，把两人抽得满院子跑，一边抽一边骂：“打鬼子的时候没见你们这么来劲！”后来那俩连长见了他绕着走，好几个月不敢抬头。

可鲍汝澧不是对自己人狠，他是恨铁不成钢。他带的这支队伍，是河南地方保安团拉起来的，装备差、粮饷缺，蒋介石从来不当回事。可打鬼子的时候，他带着这帮人死守许昌，跟日军打了七天七夜，全师伤亡过半，他自个儿左胳膊被打断，吊着绷带还在城墙上喊话。那一仗打完之后，他手下有个排长问他：“师长，咱们拼死拼活，图什么？”鲍汝澧愣了半天，说：“图个心安。打鬼子是咱中国人该干的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鲍汝澧高兴了没几天，就发现日子更难过了。蒋介石开始裁杂牌，胡宗南的人找上门来，话里话外只有一个意思：要么交出兵权，要么等着被吞。鲍汝澧气得摔了杯子，可他知道，硬扛不是办法。他手下那些兵，跟着他打了八年，枪一交，全得回家种地。他琢磨来琢磨去，觉得只有一条路——投八路军。

可这话一说出来，底下炸了锅。副师长说，八路那边纪律严，你抽烟喝酒，人家受得了？团长们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仗，手上沾了多少八路的血？人家能饶你？最扎心的还是魏琳那句：“就算胡宗南把你的部队编掉，还不得给你一个高参当当，让你吃一碗饭。”这话的意思是，投国民党，至少还能混个闲差，吃碗安稳饭；投共产党，前途未卜，搞不好连命都搭进去。

鲍汝澧没接话。他那天晚上一个人在屋里坐到天亮，桌上摊着一张地图，手里攥着一支钢笔，写写画画，最后又全划掉了。第二天，他把手下几个军官叫来，说了一句话：“我鲍汝澧这辈子，打鬼子没孬过，可打自己人，我下不去手。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接着；不愿意的，发路费回家，谁也别拦谁。”

可最终，他还是没走成。胡宗南动作太快，没等他琢磨明白，一纸调令就把他的部队编进了正规军。他被调去当了个高参，挂个闲职，手里没兵，心里头空落落的。魏琳说的那碗“安稳饭”，他吃上了，可咽不下去。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鲍汝澧跟着部队一路往南跑，跑到广州，跑到海南，最后跑到台湾。临走那天，他站在码头上，看着大陆的方向，半天没动。旁边的人催他上船，他叹了口气，说：“当初要是听了我的话，现在也不至于这样。”

到了台湾，他被安排了个闲差，挂个中将衔，可连个正经办公室都没有。他每天穿着军装去上班，坐一整天，什么事都没有。有一回他实在憋不住，去找老上级，说想带兵。老上级看了他一眼，说：“老鲍，你这是何苦？都这把年纪了，安生养老吧。”他回来之后，把自己关在屋里，喝了一整夜的酒，第二天醒来，把军装叠好，锁进柜子里，再没穿过。

1981年，鲍汝澧在台北去世，76岁。临终前，他拉着儿子的手，说了四个字：“回河南去。”儿子后来把骨灰带回了河南，葬在许昌城外，他当年打鬼子守过的那座城墙旁边。碑上刻着“抗日将领鲍汝澧之墓”，底下一行小字：“他这辈子，最对得起的是中国人。”

魏琳说的那番话，鲍汝澧记了一辈子。他不是没想过走那条路，可他迈不动。不是怕共产党不要他，是他自己心里那道坎过不去。他觉得自己手上沾了八路的血，没脸见人家。可他又觉得，跟着蒋介石，打自己人，更没脸。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这种苦，比战场上挨枪子还难受。

那晚他没敲开的门，后来再也没有机会敲了。留在河南的兄弟，有的后来当了干部，有的回家种了地，有的死在了淮海战场上。而他呢？在岛上漂了三十多年，最后连口家乡的土都没尝着就咽了气。那碗“安稳饭”，他吃了半辈子，可味道，一直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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