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深夜宿营，全队熟睡，唯副队长张季伦独饮守夜。突然枪响——日军已摸到山下！他摔碗怒吼：“鬼子来了！”

碗碎的声音在山谷里炸开，比那声枪响还瘆人。张季伦摔碗的右胳膊还没来得及收回来，左手已经摸上了腰间的驳壳枪。他没回头看屋里那些刚被惊醒的弟兄，眼睛死死盯着山下那片黑黢黢的林子。枪声是从那儿传来的，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还有鬼子的鬼叫——他们摸上来了。

屋里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动，有人踢翻了茶缸，有人在骂娘，有人在黑暗中摸枪。张季伦蹲在门口，压低声音吼了一句：“别开灯！趴着往东边沟里撤！”他自己没动，把枪保险打开，蹲在门口守着。他不怕鬼子冲上来，怕的是弟兄们慌不择路，一窝蜂往外跑，正好撞进鬼子的口袋。

那是1943年秋天，冀中平原最苦的时候。“五一大扫荡”刚过去两年，鬼子在冀中修的碉堡比坟头还密，八路军主力撤到山里，留下几支小部队在平原上打游击。张季伦他们这支武工队，连他在内十七个人，刚从保定南边摸过来，准备过平汉路，到太行山里去领任务。白天不敢走，夜里赶路，走了一宿，天亮前在唐县北边这个山窝窝里歇脚。地形是张季伦选的，三面环山，只有南边一个口子，他觉得好守。可他没想到，鬼子不是从口子进来的，是从山背后翻过来的。他们被围了。

张季伦是河北定县人，1917年生，家里穷得叮当响，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牛，十五岁跟着同村的木匠学手艺，锯子还没摸熟，七七事变就响了。1938年他入了党，在县大队当班长，后来被挑到武工队，从队员干到副队长。他这人有个毛病——睡不着觉。不是失眠，是不敢睡。在平原上打游击，鬼子伪军说来就来，一觉睡过去，脑袋就没了。所以他养成了个习惯，别人睡的时候他醒着，别人醒着的时候他还在醒着。这晚轮到他守夜，他给自己倒了一碗酒，坐在门口，一口一口抿，眼睛盯着南边的山口。那碗酒还没喝到一半，山那边就响了枪。

枪响之后，屋里的人往外撤，张季伦一个人顶在门口，一枪没放。不是不想打，是不能打。枪一响，鬼子的火力全往这儿招呼，弟兄们更跑不出去。他在等，等所有人的脚步声都消失在东边的沟里。等了大概一顿饭的工夫，身后没了动静，他才猫着腰往后撤。

可他没撤出去。鬼子从两侧包抄上来，把他堵在了一道石缝里。手榴弹扔进来的时候，他扑倒在地上，弹片从他后背上划过去，撕开一道口子，血把衣裳洇湿了一片。他从地上爬起来，发现枪还在手里，子弹还有三发。他把枪抵在石头上，瞄准第一个冲上来的黑影，扣了扳机。那人应声栽倒。第二枪打出去，又倒一个。第三枪他没打出去，因为鬼子的子弹先到了，打在他肩膀上，整个人被冲力撞得往后仰，摔在石缝最里头，昏过去了。

他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身上全是血，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石缝外面静得吓人，鬼子的尸体还在，人已经走了。他试着动了动，左胳膊抬不起来，右腿还能使上劲。他从石缝里爬出来，发现腰带上别着的那把匕首还在。他用匕首把棉袄袖子割下来，缠在肩膀上止血，一瘸一拐往东边沟里走。走了大半天，在一户老乡家里找到了队伍。十七个人，跑出来十三个，丢了四个。张季伦见到队长的时候，蹲在地上半天没说话。队长问他伤怎么样，他说没事。问他鬼子怎么发现的，他说不知道。问他要不要歇几天，他说不用。第二天晚上，他缠着纱布，又跟着队伍上了路。

后来他才知道，那天晚上不是他们露了行踪，是山下那个村子里的汉奸看见他们进山，连夜报告了据点。鬼子摸上来的时候，本来想把他们堵在屋里，可张季伦那一声吼，让弟兄们提前醒了半分钟。就这半分钟，十几条命捡回来了。

1944年春天，张季伦伤还没好利索，又跟着队伍过了平汉路，进了太行山。他在山里养了两个月伤，伤好了又回冀中，接着打游击。1945年日本投降，他还在武工队，从副队长升了队长，还是睡不着觉。有人问他仗打完了怎么还睡不着，他说习惯了，改不了。

1950年，张季伦转业回定县，在县供销社当主任，娶了媳妇，生了孩子，过上了安生日子。可他睡觉的毛病一直没改，半夜总要醒几回，醒了就起来，坐在院子里抽烟，坐一会儿再回去睡。他老伴后来跟人说，老张这辈子，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1983年，张季伦去世，66岁。他留下一个旧皮箱，箱子里有几枚奖章、一张转业证书，还有一只碎成两半的粗瓷碗。碗是粘起来的，裂痕清清楚楚。他老伴说，那是他当年摔的那只碗，打完仗他回那个山窝窝里找到的碎片，一块一块拼起来，粘好了，一直带在身边。

那碗上的裂痕，像他后背那道疤，缝了又裂，裂了又缝，几十年没长平过。可他从来没跟人说过，那天晚上他一个人蹲在石缝里，对着冲上来的鬼子开枪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后来有人问他，他就说三个字：“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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