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政权下，满汉殊途归：清朝侍卫制度有多严格？汉人为何难担任   清朝的侍卫制度，在当时官场里算是一条特别的晋升路子，尤其内廷侍卫那一块，位置有限，门槛却高得惊人。御前侍卫和乾清门侍卫属于最高级别，能贴近皇帝身边办事。整个制度从顺治时期就定下规矩，强调“首崇满洲”，核心位置基本优先满蒙八旗子弟。汉人想进这个圈子，规矩上本来没份，得靠实打实的军功换取破例的殊荣。 侍卫系统里，领侍卫内大臣是正一品武官，管着内廷事务，办公地方靠近勤政殿和南书房，地位不低。御前大臣多从王公里选，人数不固定，负责日常内廷事，有时还兼管政务。不同皇帝时期，选拔风格有变化，雍正时军机大臣常兼任，乾隆时则多用蒙古王公。这些安排，都围绕着加强皇帝身边的亲信力量。内廷侍卫算是皇帝的家臣，不当值的时候也能在宫里走动，普通官员比不了。 按照清朝的规定，御前侍卫这类核心职位，主要从上三旗里挑。汉人没有直接资格担任，尤其是御前那一级，选拔看出身、忠诚和贡献，卡得很紧。为了让有功汉臣更尽心，清廷有时会赐这种荣誉，但必须有突出表现才行。 杨芳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是贵州松桃人，早年投军，先管文书，后来靠杨遇春推荐转成将校。嘉庆年间，他参与镇压白莲教起义，多次立功。道光六年去新疆平定张格尔叛乱，他带兵穷追，在喀尔铁盖山一带生擒张格尔。朝廷因此赏他三等果勇侯，加双眼花翎，晋升御前侍卫，还让儿子杨承注当举人。后来在四川处理夷人事务，先平了几处，升一等侯，但之后又出问题，降为二等侯，革去御前侍卫，以总兵身份去甘肃候补。 类似情况的还有黄仕简和张谦。黄仕简是海澄公黄芳度后人，祖上在清军入关时立过功，被赐爵世袭。他乾隆三十三年先任乾清门行走，十五年后升御前侍卫。乾隆四十七年，他领兵去台湾省平定漳泉械斗和相关乱子，事后加太子太保。可第三次去台湾省对付林爽文起义时，因为延误军机，被革职，先判斩立决，后来改斩监候。张谦是靖逆侯张勇后人，雍正十三年任乾清门行走，后来做散秩大臣，乾隆初年成为御前侍卫。他年轻时给四阿哥胤礽当过侍读，雍正即位后受信任，死后墓志铭提到常陪恩荣宴。   汉人想进一步入上三旗，难度更大，得多年铺垫。张承勋和儿子秉枢在乾隆时先任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后来才正式归入旗分。朝廷用抬旗这种方式，作为控制汉臣效忠的手段。比如施琅因军功入镶黄旗汉军，孙士毅病重前求入旗也被赐正白旗汉军。吴三桂手下林兴珠投诚后，也被赐入镶黄旗。 乾清门侍卫那边，汉人担任的同样少。杨遇春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镇压过贵州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还在道光时平定张格尔叛乱，战功积累起来才封昭勇侯，获得乾清门侍卫资格。相比之下，很多八旗子弟靠血统就能轻松达到类似位置。 余步云早年参加镇压白莲教起义，因表现突出升重庆镇总兵。道光时征回疆收复和阗，升乾清门侍卫，后来任贵州、四川、云南提督，加太子太保、太子少保，调福建提督。刘荣庆是乾隆武举人，先任头等侍卫，后来升乾清门行走，做过广东提督。 这些汉臣进入侍卫系统，主要依靠战场上的表现。一旦在战事中出问题，价值降低，下场往往不一样。侍卫制度还涉及自称“奴才”的资格。内廷侍卫是皇帝亲信，才能用这个称呼，算自家人。汉侍卫多按例选拔，不是皇帝亲挑，所以没有这个特权。石履侃是石廷柱孙子，靠家族当上三等侍卫，雍正元年上奏还自称奴才，后来被革职，再上奏就只能称臣，区别很明显。 杨芳后来在鸦片战争期间被派去广东，随奕山迎敌。那时他已七十多岁，战事不利时私下与英军讲和，还谎报军情。朝廷革他职留任，回湖南提督任上，又以老病开缺回家。道光二十六年，他在老家去世。黄仕简被改斩监候后，失去荣光，一生限于武职。余步云在鸦片战争中驻防镇海，英军攻定海时撤军，导致战败，被朝廷处死。刘荣庆镇压瑶民滋事失败，道光时革职，发配伊犁充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