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强渡大渡河的营长，却被当“汉奸”误会了20年，杨得志登门见其惨状，当场写下一行字，县委书记冷汗直流，这位老人名叫侯礼祥。 侯16岁那年礼祥离开家乡去江西参加红军队伍。登记入伍的时候，因为家乡口音重，文书把他的名字侯礼祥听成了李祥，就这么记在了册子上。 他在部队里从普通战士起步，扛枪打仗特别能吃苦，逐步升到排长连长位置。1934年他编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正是杨得志。 1937年他和杨得志一起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两人成了同学。1939年因为长年作战积累的伤病越来越重，组织安排他回湖北老家一边养伤一边做地下工作。 他用回本名，以联保主任的身份作掩护，表面应付当时的伪政权，实际为革命队伍传递情报、护送人员、筹集物资。这些工作让他在当地有了公开的伪职记录，但真实贡献却因为后来情况变化而难以说清。 新中国成立后，他本想继续为国家做事，可当年为了隐蔽工作而担任的联保主任身份成了问题。更麻烦的是，1941年左右他的联络站出了事，他和组织断了联系，同时装着红军时期所有证明文件、奖章和相关材料的皮箱子在战乱中弄丢了。 1949年后，当地根据他公开的伪职记录和缺少档案的情况，把他当作有历史问题的人员对待，定为历史反革命，贴上了汉奸的标签。 村里很多人只看到他以前进出伪政府的样子，不知道背后的真实情况，就对他有看法。他每天只能领到别人一半的口粮，生活过得非常紧巴。冬天没棉衣夏天没凉席，他靠编竹篮换点钱买米，身体越来越差。 那些年他多次去县里要求核实身份，但档案里查不到李祥或侯礼祥的完整记录，地方上就一直维持原有的处理意见。1961年左右，他在报纸上看到杨得志当领导的消息，就写信给老上级说明情况。 杨得志收到信后很快回信，确认他是当年的李祥营长，还写了证明材料。可信件送到地方干部手里后，他们说缺少正式公章，不能作为依据，继续把他当作有问题的人看待，甚至因为这件事把他短暂拘留过一段时间，说他是伪造信件。 侯礼祥后来又试着亲自去找杨得志，但路费难凑，几次都没能顺利到达目的地。二十年里他就这样一边劳动一边等待，日子过得特别艰难。 二十年的误会让侯礼祥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善。他在村里干最重的农活和林场劳作，身体伤病复发也没法好好治疗，只能靠邻居偶尔给点帮助维持。 1971年左右，他又一次下决心北上找老领导证明身份。那次他凑了很少的路费，一段一段赶路，中间还靠要饭维持，花费了七天七夜才到济南军区附近。 杨得志当时担任相关领导职务，听说情况后很快安排见面。见面时侯礼祥说明了这些年的遭遇，杨得志认出他是当年的老部下，立即写了新的证明材料。有了这次直接接触，事情开始有了进展。 直到1974年，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后，专门抽时间前往江陵县侯垱村，亲自过问侯礼祥的情况。他当场为老部下出具了详细的证明信，明确说明侯礼祥就是当年的李祥营长，在强渡大渡河等战斗中立过功，是红军队伍里的同志。 1975年1月，江陵县委正式作出决定，恢复侯礼祥的红军身份和相关待遇。他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伤病也逐步得到照顾。此后他经常被请去给当地群众和学生讲长征时期的故事，把亲身经历的战斗过程讲给大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