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九军作战科长周希汉，被军长顶着额头连开五枪，五枪都没打中：是他命大，还是枪故意偏了？ 说起来这事儿，得先弄明白当时的红九军军长是谁，何畏，那可是个在红军里头响当当的暴脾气。广东人，黄埔五期出来的，身上那股子狠劲儿跟广东的夏天似的，热辣辣地往外冒。长征路上队伍都快散架了，谁心里都绷着一根弦，何畏那根弦尤其紧，紧到一碰就断。他怀疑周希汉是改组派，是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定时炸弹”。那个时候“改组派”三个字比毒药还毒，沾上就得掉脑袋，何畏连审都懒得审，直接把周希汉拉到野地里头，拔出驳壳枪就顶上脑门了。 第一声枪响的时候，周希汉只觉得耳朵“嗡”的一声，热乎乎的气流从太阳穴边上擦过去，后头那棵树皮被啃掉一块，木屑渣子溅到他脖子上。他没闭眼，也没哆嗦，就那么直愣愣地站着。不是不怕，是脑子转得飞快，心说今天这条命算是交代了。何畏也愣了，手指头扣着扳机顿了一秒，大概是觉着没打中邪门了，第二枪又响了，这回更悬，子弹擦着头皮过去的，周希汉甚至闻到一股子焦糊味儿。第三枪、第四枪跟着就来，一颗打在他耳朵边儿的空气里，一颗从他胳肢窝底下钻过去，衣服都给撕了个口子。打到第五枪的时候，何畏的手明显抖了，这一枪偏得更厉害，子弹斜着飞出去，连周希汉的边儿都没沾着。 五枪打完，俩人都沉默了。周希汉站在那里，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汗珠子顺着脖子往下淌，把领口湿了一圈。何畏举着枪的手慢慢放下来，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最后把枪往腰里一插，扭头就走了，连句话都没撂下。这事儿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周希汉捡回一条命。 后来有人跟周希汉聊起这事儿，问他当时怕不怕，他摆摆手说，怕有什么用，枪在他手里，命在他手里。这话听着轻巧，可仔细琢磨，里头藏着多少心酸。何畏后来在延安跟张国焘闹翻了，南下跑去了广州，建国后也没回来，听说最后穷困潦倒，病死在家里头。周希汉呢，一路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从北边打到南边，成了共和国的开国中将，活到1988年才走。 回过头来看那五枪，到底是何畏枪法太臭，还是他故意放水？我琢磨着，何畏再暴脾气，也是个老行伍，驳壳枪顶着脑门五枪全打偏，说出去谁信？多半是扣到第三枪的时候，他心里头那股子邪火泄了，手上就偏了。说白了，何畏自己心里也清楚，周希汉八成是冤枉的，可话已经撂出去了，枪也掏出来了，面子上挂不住，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打完五枪，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这事儿就算翻篇了。那个年代，多少人就差这么一个台阶，可惜没等到。 历史有时候就这么邪性，一颗子弹偏了一厘米，一个人的人生就拐了个大弯。周希汉命大不假，可更关键的是，何畏在最后关头没把事做绝。革命年代的情分，有时候就藏在那偏了的枪口里头，不说，但谁都明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